jiaozhoucd

发工资时怎么这么多人，还有陌生人，呵呵！干活时却无人可派，真是可悲呀！！！！定编定岗非常重要，切实把那些寄生在疾病控制系统内的虫子清理出去！

村水

县一级的CDC大多都是腐败分子的猪朋狗友无赖文盲通过非正当手段调进,因此定编,由省垂直管理,统一招考进人是正确的.

luohua

以下是引用水中鱼在2007-7-30 15:48:17的发言： 我认为最重要的最应该落实的应该是人员准入制度，现在连主管副主任都是非专业的，还乱指挥一通，这样的工作怎么干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明确规定了从事疾病预防工作的资格和条件，为什么这样一部国家法律，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就成了一纸空文呢，气愤。人满为患！

luohua

以下是引用cdy513124在2007-7-30 11:58:17的发言： 　　对于地方疾控中心来说，有三方面因素影响： 　　第一，各级政府提供本级疾病控制单位的经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疾控中心的经费很难保证 　　第二，人员超标，该有70个编制的，可能到了100个人，甚至最多的地方有200多人 　　第三，基层疾病控制部门确实依靠一些措施，收取经费，明确规定不准收费后，补充措施没有跟上 　　2007年7月26日下午，卫生部部长陈竺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调研。陈竺对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提出的几项要求是：重心下移、关口前移，做好健康促进工作，突出公共卫生工作的公益性，加强疾病预防控制能力建设等。 　　疾病预防控制是我国公共卫生领域的重中之重，也为整体医改中的一环，“非典”后这一体系更是有了长足进步。但诸如经费、人才、协调和机制等问题依然需要着力解决。 　　“非典”后，我国对疾病预防控制所作出的最大努力是信息系统建设。作为主抓疾病控制信息建设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也总是处在地方疾控部门调研的奔波中。杨功焕自带领疾控团队实现了覆盖13亿人的网络直报系统后，2005年又启动了信息资源规划项目。 　　由杨功焕主导的网络直报系统，数据量不论从量上还是从时间的及时性上都有很大提高。例如，甲乙类传染病的数据量就比系统建立前增长了30%；2003年以前，传染病疫情报告到县区级要4.9天，现在几个小时就可以，及时性提高10倍。在监测中，改进了对传染病暴发的监测，提高了传染病常规报告的完整性和及时性。 　　为继续扩大监测网络覆盖面积，杨功焕与她的同事们还于2005年向西部12个省、市、自治区乡镇卫生院配送了16000多台电脑，以解决西部地广人稀、疫情报告迟缓问题。 　　由其最新启动的公共卫生信息资源规划项目，可保证大量调研不会因管理不善而导致原始数据丢失；而“公共卫生数据中心”，也正是科技部给中国CDC数据共享中心的定位。 　　地方职责 　　《第一财经日报》：从“非典”以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功焕：从传染病信息传递方面看，应该说进步非常明显。其中包括信息化建设、数据库建设及人员技术方面培训，有了制度化保证。 　　最显著的是建成了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直报网络，“非典”之后到现在，即使发生在很偏僻地方的传染病，我们也能比较快知道。以前可能地方封锁比较多，但现在相对好一些。 　　以禽流感病例报告为例，通过不明原因肺炎监测发现，这是一个明显进展。 　　目前国家在CDC投入了很多信息建设资金，并建成了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直报的系统。任何医生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传染病，他只要通过网络报告，那么在1～2分钟内，国家CDC就会知道。这是在2003年“非典”之后，对发现了如不明原因肺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传染病暴发等事件进行的改革。 　　《第一财经日报》：目前一些基层疾控机构中，还存在有房屋但少设备或少专业人员情况，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杨功焕：2003年以后，国家对疾控中心确实投入比较多。“非典”以后，几乎所有疾控中心都在修房子，这是国债项目，由政府贷款。 　　对于地方疾控系统来说，政府给了修房子费用，但没有说让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修那么大的房子；很多县一级疾控中心都修得很漂亮，但他们修房子的费用超过了政府国债项目的2～3倍。 　　现在地方疾控中心确实有了房子，但没有设备，不过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在中央转移支付项目里边，也配备了实验室设备；包括去年我们对西部地区配备了计算机，配发到每个乡；所以说不是完全没有投入，但确实县、市疾控中心，工作经费欠缺。 　　疾病控制经费由中央、省、市、县分担，但有的市县确实很穷，如果要配齐工作经费，有很大难度。 　　过去很多地方疾控中心自己要筹集很大部分的工作经费，例如地方疾控中心实验室可以帮助别人做检测、疫苗管理等，获得费用。当然公共卫生服务，应该由政府埋单。但是基层政府不能保证费用，不允许收别的费用，经费就会更紧张，疾病控制工作就会受到影响。 　　垂直管理 　　《第一财经日报》：省以下疾控机构中，工资现在基本有了保障，但业务经费部分大多有很大欠缺，这也造成很多机构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创收项目收费上，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功焕：地方疾控部门出现问题，不仅仅是政府不投入造成的。 　　对于地方疾控中心来说，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影响：第一，各级政府提供本级疾病控制单位的经费，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县级疾控中心的经费很难保证；第二，人员超标，该有70个编制的，可能到了100个人，甚至最多的地方有200多人。即使疾控中心编制内的属全额拨款，80个人工资，你弄出200个人，也不是全额拨款了；第三，基层疾病控制部门确实依靠一些措施，收取经费，明确规定不准收费后，补充措施没有跟上，一时之间，除了给工作带来混乱外，经费的补充也成了较大问题。 　　我们提出的建议是，希望疾控中心能成为直管系统，像税务、海关等，这样可以把疾控工作做好。 　　当然，直管有直管的问题，疾控中心是在防疫站基础上建立的，马上变成直管，比较困难。现在疾控体系共有20多万人，其中很多人是超编的，尤其在知识和技能方面还不行；原来防疫站，主要针对传染病防控，能力还较强，疾控中心工作职能非常多，不光要应对突发性事件，还包括对常规传染病、慢性病预防，以及公共卫生、环境、食品安全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有很多人的能力还不行，不能胜任这些工作，如果完全由国家包干，也不合适。 　　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明确这些问题：在多少人的服务范围内，应该有多少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应该具备哪些人员，应该具备的技能是什么等。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经费保证，而不能简单呼吁政府投钱。这些问题都应该具体分析。 　　如何解决？首先考虑要定出标准，在多大服务范围内，多少人口中，应该有多少疾控人员；之后省财政才能确定这些人的工资是多少？ 　　其次，如果上述做法较困难，那么疾控中心实验室有比较好的设备，在经过认证后，可以帮助做一些检测，获取一些收入；但应收支两条线，收来的，上缴国库，然后返还，作为工作经费。 　　另外还有一种管理方式，像国外分项目管理，向政府申请资金，这样管理工作质量可以提高，我们现在只是一些科研项目有分项目管理。可以尝试先从省级直管，或从省一级来做公共卫生项目申请。 　　《第一财经日报》：关于疾病预防体系建设，下一步主要任务和难点是什么呢？ 　　杨功焕：当前的现实困难是地方政府埋不起单，再就是疾控部门特别是市县一级，人员冗杂。因此要定编、招聘，以选择胜任这个工作的人员；对于不能定岗的，要脱离该系统。 　　因此当前任务，首先编制明确定位；国家疾控中心也对工作职能作了界定，包括预防传染病、慢性病以及公共卫生。所有工作都包括监测和流行病调查、搜集各种信息、数据，然后预测，以及发现问题。 　　此外就是加强基层教育培训，包括学位教育、在职教育，以及公共卫生应用科研；还有公共卫生服务，承担体检等功能。 　　《第一财经日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个多部门的工作，现在各个相关部门间协调情况如何？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吗？ 　　杨功焕：多部门协作本来就是困难的，疾控体系定位我们很清晰，但这个部门，比如要和医疗部门、农业部门合作，不可能等政府发文来做；事件涉及到中央层面的，要由中央来协调；涉及到各省的，要由省政府来协调。 　　国家在很多卫生问题上已经建立了协作机制，比如HIV。 　　在省一级的协调，最好由省政府出面协调，很多事比较容易解决。比如副省长级别来协调各厅工作，这样协调可以从制度上保证；市里也应该有同样的机制。 　　总之，我们讲协调，就要共同受益，实现多赢；当前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控烟领域、禽流感监控方面协调都不错，但没有形成整体机制。要建立长效协调机制，有一个过程。 　　杨功焕 　　●1982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分配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工作 　　●1987年赴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 　　●1988年~1990年，在世界银行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研究组从事发展中国家成人健康问题研究 　　●1990年，担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监测室主任，负责建立和运转全国疾病监测系统 　　●1999年~2000年在世界卫生组织总部无烟烟草行动部门（TFI）工作，参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准备工作，后加入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政府谈判代表团，参加全球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谈判 　　●2005年，任卫生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实言

成也卫生部败也卫生部，把好好的一个卫生系统弄乱了弄散了，现在又装腔作势的要恢复正常，一帮败家玩意！想想现在何必当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