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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洋子 于 2010-9-1 11:02 编辑
作者是：赵培山
疾控事业是人、流程和技术的组合，因此疾控事业的管理分为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对于管理的“硬件”方面，我们是可以直接采用的，且能给疾控事业带来管理水平与效率的提高，诸如疾控事业会计电算化、疾控事业商务电子化及疾控业事信息化等，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涉及到与人有关的因素，就需要对管理辩证去分析了。比如，西方疾控业事搞绩效管理，很容易实施，但在我国疾控事业的采用绩效管理，实施起来就比较困难，主要原因是西方注重结果，而我国更关注过程，因此西方的管理理念、方法体系与我国现有的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导致短时期内很难适应以及长期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国民性格很难被改变，这势必导致国内疾控业事要成功实施绩效管理，就一定需要去先了解管理咨询是什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价值观取向与管理思维、组织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等。
一、疾控事业管理犹如有病求医，西医头痛医头，中医头痛医脚
疾控事业管理通常由具有相当管理技能与观点的专业人士，按疾控事业的要求，针对疾控业事项目生命周期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确立项目主题，通过现场考察、书面资料评估、相关人员面谈等方式，对疾控业事现状作深入的剖析，发现疾控业事的问题所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利用各种科学方法与实践经验，为改进疾控业事管理，谋求疾控业事持续发展而提供各种知识和服务，提出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疾控业事管理犹如患者有病求医，西医通常是头痛医头，针对局部的病情通过物理诊断、化学诊断、影像诊断等进行系统检查，做出诊断，直接指出这是什么病，叫什么名称，比如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像肺炎，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侵入造成的，讲得都很具体。西医是要求量化，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起了作用，具体是哪种成分在起作用，它有什么副作用，会不会对其他脏器造成损害，这些都要求有个标准。比如说一种药物，如黄岐，在西医里边要想做成药，就需要回答这种药是哪里的，用的是它的根还是它的叶，具体是哪种成分在起作用等问题。对于一种病的治疗效果到底怎样，也需要做到量化，这其中就包括是哪种药物的哪种成分起了作用，是否是药物的作用，还是有心理暗示作用，又或是病人自己就痊愈了等。
中医则是通过望、闻、问、切的诊断等定性方法，依据历史经验做出判断，得出寒热重症，这里的寒热重症讲的是一组症状的统称，不是指具体哪个脏器有什么病。中医讲究整体，无论是药物还是其他方法进行治疗，都不太注重具体细节的东西，因此在五脏六腑哪一部位出了问题时，通常是针对病情的多个系统，多种症状的集合体一起治疗。例如西医说到肝脾，就一定指身体里那个位置的一个器官，而中医常是将肝与肾与胃等合起来指称，在概念上要大很多。
了解了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自然就会明白中医不是头疼医头，而是头痛医脚的原因。一个人感冒咳嗽了，肺部有了麻烦。肺是金，要想帮助金增加力量，必须先去扶助土，因为土能生金，土是脾胃，所以说一定要同时调理脾胃，并顾及到肾水及大小肠。事实上，金（肺）有毛病，一定会连累到土及水，所以肺有了咳嗽，胃气绝对不适，肾气也受肺金的影响，而引起耳鸣。中医的理论则根据五行，在治疗时，要找到病源之所在并进行彻底的治疗，所以不是头痛医头，这是其一；
其二，因各地气候环境不同，地理环境有异，造成医疗方面的偏差。譬如北方多温病，因此《伤寒论》只适用于南方；因南方属海洋亚热带的气候，用药的方法与北方完全不同。所以，如果将一样的药，一样的方法，应用到世界各地，而忽略气候环境的因素，那是不正确的。记得南怀瑾老师讲得他本人二十多年前的一桩事，“一朋友得了一身黄肿的病，由另一个中医朋友治疗，在他所开的药方中，使用了麻黄六钱，当时他大吃一惊，因为在大陆上用麻黄非常慎重，绝对不敢用这样多的量。然而他的病友吃了一两剂药未见效，那位中医朋友却又增加麻黄为一两。那时他实在忍不住询问中医，中医解释说，台湾药品质欠佳，成分有问题，再加上气候的因素，一两等于大陆上的两钱而已，岂知照他的处方服用后不久，病就好了”。由此证明，中医最重视的是气候，即气候环境。同理做管理是相同的，在西方很盛行的西方管理理论，在我国却未必行得通。
二、西方管理科学理论为何在我国“水土不服”
马云讲过“那些学术派出来的讲讲都是道理，讲讲都是对的，做起来全是错的。而且总是你错了，他不会错的。”究其何因，为何会导致这种结果。难道是理论错了吗？或许是我们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没有能力接受吗？笔者认为都不是。荀子主张“治之要在于知道”，而“知道”的方法则在于“虚一而静”，这就涉及到管理认识的包容性、专一性和稳定性。
西方的管理理论是对的，因为它们经过了西方管理实践的考验。学术派们讲得也是对的，因他们讲的是西方的管理理论，错的只是环境变迁了，导致西方的理论不能完全直接移植于我国的土壤之上。例如我们受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拿多少钱干多少活，事实上这一理论方法在我国是行不通的，你可以这么做，但你做的结果只能是：一不会得到上司赏识与重用；二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发展。这一理论不能说错，但并不适合于我国的人文环境；就拿职位说明书的主要职责这一栏来说，我们会发现我国的单位最后都要加上这么一条“上级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在西方是不存在这一职责的，每一项职责都规定的清清楚楚，没有其他，这是由于西方的文化是个人主义盛行，各人管各人，他们则要求是非十分明确，表达也要清楚，任何事物非A即B，非B即A，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切遵照规定，大家依法行事，权利与义务划分清楚，一切事先说明白，而这一文化思想却在我国行不通，于是我们做管理的人则在其方法论的基础上融入了我国的传统文化，因我国是交互主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包容，这就导致项目、要素不可能都写得非常具体与清楚，于是在我国却独创了这一项目“其他”，这样就包含了其他所没有涉及到的与欠考虑的事项。虽“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儒家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儒家独占一尊、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家的伦理精神年深日久，积淀于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立身处事之中，却凝集成积久难化的国民性格，直接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且在疾控事业的日常运营中自觉不自学将其运用其中，要想真正做好管理并能驾轻就熟，就得先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三、中西方文化产生的差异
反观国内的管理学教育与管理实践，现时的我国管理学教育基本上沿袭了西方的所有管理理论，简单的搬用与移植，导致水土不服，就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本的重要性。所谓“本明而道深”，而“本”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为：
我国的管理哲学则产生于宇宙天体，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因此其经营管理行为比较看重于顺应自然。而我国的管理思想擅长于“道”，同时也是我国文化的精髓，其“道”主要有三层含义：
一是以老庄思想著称，道生宇宙万有，无生有，不论从普遍性看，还是从抽象性看，或者从形上形下看，老子的道都是哲学中的哲学。“道”即“德道”；“道可道，非常道”；“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事万物须遵循其本有的自然规律；老子将“道”视为宇宙之本，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而道之本性则是“常无为而无不为”，即“道”对于宇宙万物是“侍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存在，皆是“无为也而无不为”的。道本无为，化生万物，德无尘相，滋养万物。
二是以孔孟思想著称，儒家的“道”，由孔子所开创，道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不是最高概念；道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而是政治伦理意义上的，是人道而不是天道。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里仁》)把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孔子道论的主要内容是仁，他把道分为仁与不仁两个方面，主张仁道而反对不仁之道。孟子说：“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仁的核心是爱人，故道表现为爱人、忠恕、孝悌等品德。
三是《易传》的“道”，《易传》是对《易经》的注释与阐发。其主要内容包括，阴阳之道、形上之道、三才之道等。《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学说是道的重要内容。阴阳是我国哲学史上最基本的一对概念，表达宇宙间刚柔相济、相反相成的两种力量。阴阳之道在《易传》中得到比较系统的论述，《易传?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物不同， 西方的管理哲学产生于宗教，强调“天人对立”，如达尔文的物竞择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因此在他们的管理行为上反映出征服自然的思想。以美国为代表西方文化，盛行个人主义，崇尚英雄主义；是非十分明确，表达也要清楚；彼此公平竞争，接受优胜劣汰；注重个人权益，尽力加以维护；一切遵照规定，大家依法行事；权利与义务划分清楚，一切事先说明白；
西方管理思想擅长于“术”，其精髓惟在其数学与力学，但西方人并不了解这两种学问的终极原理。用儒家的话来讲即：易无体而神无方。易是易数，是所说的数学终极。神是感应，相互作用，是所说的力学终极。从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与实践来看，西方管理历来重视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量化技术，包括运用数据库，构造各种各样的模型以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由此展开的管理科学不难发现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条理分明，结构化强，权利义务相当明确，相对地简单与专业，导致有利于学习与掌握，可时间一久，易形成固化的模式，缺乏创新与应变力，最终形成契约式关系。
（一）价值观取向与管理思维不同
我国传统观念强调“情、理、法”，并视之为管理的最高原则。在传统思想里，最重视“情”的，整个社会讲情、理、法。在处理事情上，首先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实在不行才上法庭。
我国的价值观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例我们讲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因此在我们身边经常会听到“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样一句话，这就表明在我国的组织管理中，企业的经营者看重的是过程，结果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看的动机，以及过程中是否用心良苦，因此在考核中，有功之人自然得到应有的奖赏，但无功有苦之人也会得到相应的报酬，否则在疾控事业未来将无人做苦差事。同样在决策方面，因国人比较重视权威，注重伦理，因此在做计划过程中，自然比较尊重上级，一切计划作业，皆是由上至下。
西方人强调法、理、情，讲究理性、法律与公平，但对人的情感、感性、悟性不重视。把“法”放到首位，再小的事也由法律处理。而管理思想就是由这些文化、法律等不同的思想元素来支配的。
西方的价值观讲究优胜劣汰，人定胜天，对计划作业比较实际，在计划过程里，重实质而不重表面，导致管理则特别重视结果，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等，都要制定一个明确的目标，计划也是由下至上，再由上至下，体现了团队的作业方式。
（二）组织的意识形态与行为方式不同
我国的传统文化讲求阴阳搭配，阴阳消长，此种文化在我国则随处可见，仅就我国的组织形式来看，我国强调的是阴阳组织架构及人才的搭配；而西方强调的是阳阳的组织架构，这缘于我国则崇尚交互主义，而西方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从组织的职位设计来看，我国强调的是“人重于事”，因此各个疾控事业往往是因人而调整组织，于是诞生因人设岗；而西方强调的是“事重于人”，因此当今我们各种组织都在借用西方的管理理念，对每一职位都要进行分析并进行必要的工作说明，明确各自的职责，因此是因事设岗。
从组织团体来看，我国强调“五缘关系”，即血缘、乡缘、文缘、商缘和神缘，因此非正式的团体就受到非常的重视，家族观念重在强调关系的维持，非正式团体存在于单位里的普遍情形为血缘的关系，所谓“同宗、同乡、同学、战友”四者最为主要，以至很多单位组织都存在裙带关系。而西方人则强调“能力主义”，也存在非正式团体，但属于其他利益群体，如俱乐部之类。
从领导的方式来看，我国的单位比较倾向“独裁式”的以一把手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则导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而西方则倾向“权变理论”趋向于民主参与的方式。
从用人来看，我国比较重视“忠诚”，基本要求是团体的和谐，要使每一个成员在组织里和谐相处，“忠诚”成为用人的首要考虑因素；而西方更多考虑的是你的能力，做事效率，其次才考虑你的忠诚度。
四、传统文化与管理科学的对接
（一）管理是建立在人文环境基础上的科学
管理不仅仅是一门科学，且是一门艺术，这就融合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环境两个层面。科学部分涵盖了许多决策的工具与制度，从目标、决策到组织、运行，都有诸多的模式和具体的方法。艺术部分包括决策的智慧，不同地域之间的管理行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各地域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到制度的发展，及智慧的发挥。诸如，至今法家的思想还在影响我国陕西一带的居民，山东的儒家思想，江浙的道家理论都是如此。
西方管理学是在西方的历史、经济、文化乃至宗教信仰的背景下生成的，而我国却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脱离开不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背景方面的不同，对西方国家的管理方式与经验生搬硬套、简单模仿，重在学习外国管理的外在形式，而忽略其实质内容，忽略其管理立体联系中的神和魂，结果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程度或轻或重的“水土不服”，这也是国际管理咨询在为本土单位诊断治病时仅考虑了科学因素，却丢失了人文因素，然而即使有再好的妙手回春方案，最终还是由人去执行，而人的主体——执行者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改变了，而他们却继续沿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设计方案，致使结果是以不同程度的失败而告终。从而导致单位在我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体系的融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一方面，自己的传统管理思想被抛弃得差不多了，而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科学管理又没有完全融合进本国的文化模式。
（二）管理文化是管理的核心
管理的物质层面包括技术、流程和资产等，但管理作为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风格，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还须打上各民族的文化烙印。对此，日本的管理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日本是属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对于儒家治国之道的应用，是由来已久的。日本得益于一是对儒家管理思想的研究，二是对选择性吸收西方管理理论，着眼于适应现实的需要，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实用性强。
对于日本热衷于把儒家伦理思想成功地应用到现代管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和深思！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如何吸取祖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即博大精深的儒家伦理思想，去搞好我们的管理呢？对我国的管理者而言，如何在我国这片“土壤”上移植西方管理思想，是比“西方管理”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柳传志就曾表示，我国最需要的是既懂得西方先进管理思想又了解我国实际环境的管理者。目前，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西方的管理经验与管理模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带来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我国的独特环境对西方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其在应用于我国的管理实践时需要加以改装。所以说，没有西方管理理论和经验指导的纯我国式管理不能造就国际一流疾控事业，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如果不同我国的国情相结合同样不可能行之有效。
中国人正在发明自己的管理体系，像我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文化底蕴的国家，是必须诞生出一套既有国际普适性又不乏本国文化特色的管理思想理论体系的。
（三）承认现实，用现实改造理论，实现文化与管理科学对接
我们应该认真学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学习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管理思想，总结自己的成功与教训。只有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更好认识别人；深刻认识了别人，也才能更深刻的认识自己。不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和短处，就无法学习别国的经验。因为学习，首先要进行比较和鉴别，比较和鉴别的参照系十分重要，只有选准了参照系，即认准自己民族管理的长处和短处，才好吸取别人的长处。
美国的管理传统，重理性分析，重严格管理，具有见物不见人的倾向，我们不能照搬；日本的管理，重情感，重人际关系的微妙性，有浓厚的家族色彩，我们也不能照搬。我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道德观，有自己的价值理想，有自己几十年的实践经验，要使我们的疾控事业管理理论、方法，适合自己的社会实际和实践，只有将西方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分解与重组，萃取其中真正的管理智慧，才能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土壤与市场背景，才能塑造出一个兼容并蓄的管理模式，才能确保疾控事业管理的成功，才能在我国的疾控事业中扎下根基。
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是地域性的。美国已故众议院议长奥尼尔说过一句话：“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的。”实际上，任何的成功经验也都是地域性的，照搬与推广常会使自己陷入困境。
因此我们应看清西方管理的神话，实事求是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管理思想并为我所用。我们应开出的是一剂中西医结合的药方——以我国文化为本、将西方管理理论“中国化”的方法，才能确疾控事业管理真正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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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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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 1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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