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央视国际网站国际 时间: 2004-05-11 11:09:52
南方网讯 （面对面）：2004年4月，中国卫生部宣布：北京、安徽相继发现非典确诊病例。这是亚洲地区继新加坡、台湾、广州之后，新近确认的非典疫情。随后，专家组通过对北京、安徽非典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北京患者杨某、安徽患者宋某都曾经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形态实验室工作过，而北京另一患者：健宫医院护士李某曾经照顾过在此住院的宋某。因此，有关部门怀疑此次非典疫情的发生与实验室感染有关。
人物背景：
曾光 1946年出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 博士生导师
世界卫生组织传染病监测和应急反应科学委员会委员
2003年非典期间，作为卫生部流行病学专家组组长和国务院非典型肺炎督导组成员，对非典型肺炎的流行规律和传播途径进行调查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
记者：这次实验室被污染能够确认吗？
曾光：这个结论的话应该是产生在调查结束以后，这个最后的结论应该是由卫生部来宣布的，现在这个调查没有结束。因为这次怀疑有问题的实验室只是一个，一个实验室的两个房间，属于一家实验室的两个房间而已，是怀疑到了。其他的话，我不认为病毒所被广泛的污染了，其他实验室都有问题。
记者：实验室被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光：现在我自己考虑这种可能性相当大，但是最后确定是要经过一个程序的，第一，应该首先做现场调查和了解情况，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占有资料和信息的基础上那么就要建立假设了。
记者：你的假设是什么？
曾光：一开始我们建立了好几个假设，根据调查结果来看哪个假设比较接近，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家里假设是这样的，比如说实验室的话一次泄露，那么我们一个人感染了，那么一个人感染以后可能第二个人是通过第一个人，被第一个人感染的，那么是一次泄露。那么按这个假设来看的话，这两个人之间的话，发病区间是20多天，超过了一个潜伏期了，两个人接触的时间。那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调查结果应该发现中间还有一个人被感染，可能是甲感染的乙，乙再感染丙，那么中间这个乙我们现在没有发现，到现在，在他俩中间的。
曾光：那还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两次暴露，这两个人分别是两次暴露，两个以上的暴露，这是一种的想法。另外的话，还可能的话，就是持续的暴露，可能这个污染物质持续存在，它不是一个时间点，是整个一个时段都在暴露。我觉得提出这些假设来以后的话，有了这些假设的，那么我们下面就要做分析了，首先一个分析是时序分析，按照一个时间段来分析，谁有可能接触病毒，谁有可能感染，因为我们现在感染的两个同志，他们现在的话，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因为自己本身的工作接触了SARS病毒。
记者：他们具体是从事什么工作呢？
曾光：他俩其中有一个是做腺病毒的工作，他就是在我们有一间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是做一般实验的，另外还有一个人话，虽然他的工作是做SARS工作，但是他还没有进入后期呢？还没有进入实验室呢，还在实验准备阶段，论证和准备阶段呢，他还没有进入这个强度室呢。
记者：那您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机会直接接触SARS病毒？
曾光：他们的工作没有，但是他们感染了，就说明什么的话，可能有SARS病毒，有人把SARS病毒带到他们实验室里来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
记者：按理来说先接触那个人？
曾光：按说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他感染的风险比较大的，但是感染的话，有SARS的话是这样的。一般SARS的话，可以说在SARS流行过程中呢，他的一些就是隐性感染，我们发现已经有隐性感染的现象，就是这个人他接触SARS了，可能他自己的话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症状，他已经有抗体了。比如在广东，我们很多经营果子狸的人，有好多人的话，他跟果子狸接触非常密切，但是他没有感染，可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可以查到他血液里有抗体，有抗体的人，就这种人，多数人里头没有得病，但一般在传播中的话，很少有隐性感染的。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话，我们也应该都查查，做做血清流行病调查，看看有没有感染的，有没有隐性感染的，我觉得这项工作的话，我知道正在做。
记者：那么你们怎么把侦查也好，或者是调查的目标，最后锁定在实验室，而不是通过别的途径感染的？
曾光：因为这个客观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已经有实验室感染的先例了，在新加坡有这样的先例。我们也掌握了大量的其他的实验室，国内外其他实验室感染其他病的先例，有很多例子，是这样的。另外的话，我们这个感染首先发生的病例是发现在我们病毒所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得首先考虑实验室的安全问题，因为如果这种人再从其他渠道感染这种概率太低了，按照正常的思维应该首先考虑实验室， 过去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发生过，就在1978年的时候，在英国伯明翰医学院，发生了一次，也是震惊实验室感染天花的一种事件。
解说：曾光提到的这次震惊世界的实验室天花感染事件，发生在全世界最后一例天花在索马里消失后的第二年。英国伯明翰医学院三楼解剖室的摄影师感染了天花。而就在二楼的两间实验室里，就保存有天花病毒。事后查明：这位感染者因为经常到天花实验室楼上的一个房间打电话，而这个房间和实验室之间有通气管道相连接，实验室的天花病毒泄漏后，通过管道感染了摄影师，又造成了其他三例感染。
记者：你想说明什么呢？
曾光：我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的话，我们实验室的SARS感染者，两例感染者，他们本身的话，工作中也还没接触天花病毒呢，在他们工作中。他们的工作房间离我们的话，可以做SARS可以做活病毒操作的实验室还是很远的，从中的话也没有这样的管道相通，但是他们是怎么得的，天花病毒是怎么来的。如果也有这么一个通风管道，那么我们就等于把这个故事拷贝了。
记者：那您现在猜想的话？
曾光：我现在猜想的话病毒必然到了他们的实验室了，那么怎么去的，活病毒怎么去的，这就是我们需要侦查的，需要弄明白的就在这儿。
记者：他们的工作地点离P3实验室就多远？
曾光：那还是比较远的向英国这个通风管道问题比较简单，我们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曾光：这两个人感染的实验室是一楼，一楼是这样的，一个是106、107是对门的，这是两个房间，是楼道的两个房间，都同属于一家实验室，他是一般实验室，不是SARS的。
记者：不是SARS的？
曾光：不是SARS实验室，也不是P3实验室，他们是在一般实验室感染的。而SARS实验室，就是他们做的这个P3实验室，要做跟病毒、活病毒接触的。
记者：在什么位置呢？
曾光：在三楼的西头，106、107显然是在楼的东边。
记者：那到P3实验室是不是要经过这两个房间？
曾光：可以上楼了走了。经过的话，很多屋子全都经过啊，经过的话，一般SARS的话，你不要以为这个SARS一经过就要感染，一般不会的。
记者：那他这个旁边有没有相关的实验室，跟这个P3实验室相关的项目可以做的？
曾光：我觉得它和别的没有什么接触。
记者：旁边有电话间吗？打电话不要到这边去吗？
曾光：不用，不用，因为现在是每个房间都有电话。
记者：或者生活起居呢会不会接触到P3？
曾光：生活起居的话也不是，生活起居他们是在别的地方住。方向不一致，中间的话也没有这样的通道，另外的话，从季节上看也没开中央空调，不可能是这种渠道传染的。所以我们判断的话，是不是有其他的渠道。比如说的话，是不是有人会在这个P3实验室工作以后，是不是有些工作的话，其他有些工作可能是不是，有些后续性工作是不是在这个实验室做的，有没有这种可能。//还有关键点分析，如果的话病毒过来，为什么过来？有什么关键技术，因为病毒出来的话都要进行灭活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的灭活怎么样。所以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正在考证的问题。
解说：由于此次非典疫情发生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所，国家科技部和卫生部组成联合调查组，会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对该中心的病毒实验室进行隔离调查。而曾光虽然是流行病学的著名专家，在去年的非典疫情调查中也曾经是卫生部专家组组长，但是由于事情发生在自己所在的研究单位，这次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中，并没有他的名字。
记者：那现在怎么调查呢？
曾光：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有两支队伍都在对实验室进行调查，一个就是大家媒体上所报道的卫生部、科技部有一个专家组，这个专家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共同合作在开展调查，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官方渠道在进行调查。另外还有一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就是我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己的专家也在做调查，因为我们中心汇集了我们一流的流行病学人才，另外我们还有很多实验室的专家，我们自己家里出了事了，自己有专家，自己要把原因搞清楚，我们也在做调查，我自己就是实际上是在第二个专家组里发挥作用。
记者：您了解现在联合调查组的工作状况吗？
曾光：我知道他们是很积极进行的，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正面的沟通，两个调查组还应该一起沟通一下。
记者：为什么不沟通呢？
曾光：因为他们是官方的调查组，我们是，因为这个事出在我们本单位了，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责任来检查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是自我整改的一部分，我们自己了解清楚。
记者：为什么要搞两个调查组，如果说两个调查组的结论不一样呢？相互形成干扰呢？
曾光：没有、没有，我们觉得不会这样的，因为我们的调查结论都要提供给卫生部的，我们也会提供给卫生部，只不过我们是什么？因为人家那个调查组实际上是以他们的调查组为主的，为什么？因为人家讲究是外部评估，那个调查组负责的都是我们国家CDC以外的其他单位来负责，这有个公正性的问题、可信性的问题。//如果我要负责调查我本单位，我们是一个大的单位啊，人家不管你是什么首席科学家是什么，首先看你调查是不是公正啊，我觉得卫生部这个决定是对的。
记者：那我们就怀疑你这个自己调查组存在的必要性？
曾光：是啊，我觉得我们是必要的，比如说你就是一个侦探，你们家里丢东西了你查不查？你能闲着都让别的侦探来查吗？你自己不动脑子想想吗？你不去勘察勘察现场吗？你就是做这个的。而且我们这支队伍就是全国哪儿有问题我们都去，自己家的问题我们能不管吗？我们自己有自己整改的任务啊。
记者：会公布你们的调查结果吗？
曾光：我觉得这个无关重要，但是我们希望，也希望做一份贡献，我们的结果，我们调查的任何进展都通过我们中心的话送到卫生部去了，我们是帮忙，不是添乱，我相信我们的工作是有益的，最后会给我们客观评价的。我相信这个调查也是科学家对科学家的对话。包括病毒所的人，那些同志，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一样的态度。因为这是科学家所必须的基本素质。同样的话，也做好这种准备，调查出了什么结果承担什么责任。
记者：你觉得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承担责任吗？
曾光：我觉得如果要有的话，我觉得那得分情况了，如果有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况那就要承担，那这个不是我说了算了，我们讲的话就要查清事实。
解说：从2003年年底到2004年春天，亚洲地区共报告了四起非典疫情，而其中去年9月发生在新加坡、12月发生在台湾、今年4月发生在北京的三起疫情都怀疑与实验室感染有关。因此，实验室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而承担着我国许多重要科研项目的非典实验室的安全可靠性，在人们经历了SARS的恐慌之后，显得更为突出。
记者：很简单的问题，现在的实验室是否已经足够安全？
曾光：现在的实验室是不是已经足够安全？我觉得这句话的话，不能说实验室是不是足够安全，只能说这样的实验室的硬件是不是符合条件，对实验室的管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漏洞，实验室怎么能本身安全不安全呢？它靠人使用啊，看他在实验室里做什么？怎么使用它，实验室是个工具啊，它安全不安全跟人使用有很大的关系，什么样的实验室？符合什么标准的实验室？我们使用它做什么？我们怎么做的？怎么管理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记者：管理程序上有没有问题？
曾光：管理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实验室建设的问题，硬件的问题和软件的问题两方面。硬件的问题的话，这个病毒所的话，它去年是建立了三间，为了完成SARS任务，一年之内的话，建了三个P3实验室。为了SARS实验室的话，这个P3实验室这个密度之大，在一个所里新建就建了三个。另外还有一个实验室，也可以用做SARS，可以说四家实验室用了SARS，这是国内外都找不出这样的先例的。
记者：因为仓促上马？
曾光：这个上马的时间确实比较紧，必须在短期内完成任务，大量任务交出来了。SARS那么流行的话，我们不急着建怎么办，这个任务谁来做啊？谁来完成啊？另外第二个的话，管理的问题，管理的问题我们有很多行政文件，怎么做好管理。但是的话，我们缺乏配套的技术文件，很多问题不是行政部门，行政的文件就能够解决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SARS病毒的灭活问题，这个灭活问题的话不是行政文件能够给你定的，客观上的话，有些SARS病毒的话，比如说它血清灭活，世界卫生组织它有规定，56摄氏度30分钟，摄氏56度30分钟，那比如说病毒灭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规定啊，他属于新的传染病，有很多灭活方法，你采取哪一种，我们对SARS还不是完全了解呢，就是类似这样相关的规定，我们国家的话，不是说在国家，全世界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记者：那从管理上应该是两个层次，那是规定有问题，不到位呢，还是因为执行过程中有疏漏？
曾光：我想的话，我自己想的话，应该是全面检讨，全面检查，应该全面检查。同时的话，也需要保护我们的科学家，从身体上就应该保护他，比如说这些人的话，有了病以后也去就诊了，但是应该有专门的医院，应该事先规定好了有医院去就诊。到了这个医院的话，他就知道的话，我们这些人从事高风险的这个工作啊，应该平常就有高风险的教育，当然也应该有高风险的待遇，包括有这样的医院、门诊，要不我们这两个人也是满处求医啊，甚至迟迟得不到诊断。特别这两个人，他本身又认为自己我没有接触SARS病毒，给自己一个虚伪的安全感，也没有往SARS上去想。其他的医务人员，就诊的医务人员也没有这么去想，那么诊断时间就了。在长的时间内可能接触的人就多了，所以这次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就是两个教训，一个是实验室的安全的问题，另外一个早期病人诊断的问题，特别是包括我们医务人员和科研人员诊断的问题，这个应该是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记者：你连自己的健康都没有保证？
曾光：自己的健康都没有保住，而且病毒还是传出去了，当然是及时控制了非常好，我觉得他们心情跟我一样，我的心情，因为我不是做实验室工作的，但是我和他们接触很多，我很了解他们，我知道他们之中有很多很优秀的人才。现在病毒所一停，可以说这么多国家的重点实验全停了，我们需要迅速查找原因堵塞漏洞以后还得干。
记者：您怎么评价这次非常的SARS事件，给所有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研究人员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影响？
曾光：我觉得不要说实验室人员，全部一切做SARS的人员，包括我们做流行病的人，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心情非常复杂。首先的话，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一次心理创伤。我们觉得，我们承担这样的任务，我们做了大量的，为了控制SARS做了大量的工作，另外这样的事不应该发生，不应该重复，决不能让它重复，一定要找出原因来。另外的话，我们也觉得，对于科学家的安全问题，科学家安全和老百姓的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认真解决，我们从多方面来解决，实验室工作的人员首当其冲。另外我觉得这个事，发生这个事，不会把我们的病毒所压垮，也不会把中国的SARS防治工作压垮。
解说：对于SARS的再次发生，人们已经不再像去年一样的恐慌了。但是，在理性对待这次疫情的同时，人们似乎更关心：经过一年的科学研究，我们是否已经真正认识、掌握、控制了它？
记者：研究的进展到底如何？
曾光：研究的进展当然是有进展了，比如说我给大家说一个，大家都很关心SARS疫苗，现在说的SARS的话，检毒疫苗，进展的话，就说是，SARS的疫苗参加研制单位之一就是我们病毒所，这个不是率先进入（一期）临床实验阶段了嘛，这就是其中一个贡献啊。
记者：那这个一期临床实验是按常规，还是科学来走，还是按照超常规的？
曾光：按照科学来走，按照常规来走。因为它一期的话，做完一期要评价一期，才决定能不能进行第二期啊。我觉得现在的话，不能出现一个事对我们什么工作都怀疑啊，实际上有人说过头话，但是整个国家的话对SARS疫苗的研制非常严格的。多会儿真正能够，这个实验的话能够出来，得看一期实验是不是顺利，顺利才能进行二期实验，不顺利那还不能进入二期。二期实验是不是达到了效果？达到了效果安全性、有效性都行，那么才能进行三期。
记者：那么你们的时间表呢？什么时候可以用上SARS疫苗？
曾光：我告诉你，时间服从质量。疫苗的研究从来都是时间服从质量的，你的时间表不在科学家手里，因为科学家是要提申请啊，有审批单位啊，有其他不参加研究的专家给你审评啊，认为你没有通过，比如说艾滋病的实验，有不少实验进入一期临床实验了，差不多都被枪毙了，研究半天重来。
记者：这有可能失败？
曾光：那当然了，科学就是这样，科学研究的话，应该大家是最怕失败，但是失败是难免的。
记者：您的意思我们还继续生活在SARS的阴影下？
曾光：但是我觉得这个阴影越来越小。[9]//比如说这次的话，我们SARS传出去了，但是我们控制得非常好啊，并没有造成社会的紊乱啊，也没有需要社会大动员啊，专业防治，按照既定计划，按既定的预警方案来执行，我们控制得很好啊。
记者：可能行政措施上可能比以前更有经验了，在专业技术上来说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先进的措施？
曾光：我们进入一期临床实验这就是进展啊，那至少是我们可以能够盼望它成功吧，我能够看它去起跳了。
记者：今年看到治疗的方案，公布的治疗方案跟去年有很大的不同？
曾光：那就说明我们临床上有进步了。
记者：那这个能不能说明去年存在的方案上是不是确实存在缺陷呢？
曾光：自我完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不断完善，这是认识论的过程啊。你想，不经过这个过程直接就达到，就像吃饺子似的，我想吃最后一个我就饱了，吃一个就饱了，行吗？你得有经验的积累，比如今年的话，使用激素就比去年慎重，量明显减少。我觉得辅助治疗措施的话，比如说的话，中医药治疗这个还是很见效的，但是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
记者：那你能不能证实使用激素治疗之后确实有后遗症？就像人们所说的股骨头坏死等等？
曾光：可以说激素是双刃剑，早就知道激素是双刃剑，但不得不用，在一定时期不得不用。因为你不用的话，它可能有些过激反应，有一些过敏反应和变态反应，必然是引起的，这个是要致命的，用激素也是为了治病啊，治病救命啊，但是用激素，什么时候用？用多大剂量？那么得摸索。另外股骨头死是不是原因？这个可能跟用激素有关系，但是用激素不一定是惟一的原因。
解说：关于SARS，也许短短一年的时间我们并不能彻底地了解它，但是，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地点，却又不太相同的感染途径和方式，让人们对今年的非典疫情多了一些疑惑和猜测？
记者：从发生地点来说让人很奇怪，为什么又是广州又是北京？
曾光：我觉得都有道理，广东有广东发生的道理。广东的话最初发生，就告诉你最？鮏ARS发生的条件依然存在，为什么第一年我可以在这儿发生，第二年我就不可能发生呢，第二年就适合于我的气候，有适合于我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不去除，那么就可能发生。那么在北京的话，这次发生的话，我觉得纯属是个意外，因为北京是科研单位最集中的地方，也是防治SARS科研单位高度集中的地方，发生的病毒所是做SARS实验室最密集的地方，做SARS工作的话工作量最大的地方，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我相信这种事情不会再重复了。
记者：广州一月份的非典跟北京应该是不同的。
曾光：是不同的，至少我们的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偏轻，广东的。另外传染性，我们没有发现第二代病例，这四例病原学都没有发现第二代病原学，[14]//有的从发现到隔离时间挺长的，有的是11天了，接触不少人，但是最后我们把接触者隔离起来就是没有发现第二代病例，就很密切的接触有时候没有发现第二代病例。
记者：你们的猜测是什么？是病毒本身弱了呢，还是？
曾光：因为这次在广东我们没有分离到病毒，这四例都没有分离到病毒，所以影响我们做一些结论。
记者：没有分离到病毒？
曾光：没有分离到活病毒。
记者：为什么？
曾光：广东这几例抗体出现的比较早，出现抗体了就意味着病毒不好找了，抗体就要消灭病毒啊。//早期的话你没有想到它是被怀疑，等到一发现的时候，可能你做P3R的话，实验来查病毒的话，查这个抗原已经查不到，病毒也分离不到了，虽然我们尝试着做了很多。
记者：那安徽和北京是不是分离到病毒了呢？
曾光：我听说是在安徽的去世的那位病人的身上分离到病毒了。
记者：分离到的病毒跟去年SARS病毒有区别吗？
曾光：我们要等待结果，等待正式结果。但是我从临床症状上看是比较详尽的，虽然有些变化，但是临床症状整体上来说，从传染性来说，我觉得是活生生的SARS，是能够传染人？腟ARS，是能够要人命的SARS，这次的话在北京和安徽流行的确实是这样的。
记者：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结论？
曾光：我相信的话会很快的，因为需得这个结论的人不光是我们，科学家自己也需要得到这个结论，我们国家也需要得出这些结论。我们也在等待这个结果。不但要跟这个比，还要跟我实验室的病毒比，这个病毒是不是跟我们实验室保持的病毒，是不是一致还是不一致。我觉得这点可能甚至是有决定性的，对侦破这个案件，侦破这种事件。
记者：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大面积的爆发，希望有一个肯定的结论。
曾光：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不会。
记者：理由呢？
曾光：这是通过我们一些对SARS的了解，我们心中有数，我们所以有数是用代价换来的，是大量的研究，大量的代价。如果我们跟SARS打了这么一个大仗，我们现在心里还没有数的，还是惶惶不可终日的话，那倒说明有问题了。
记者：那您愿意总结一下吗，我们对于SARS的认识，今年跟去年相比我们哪些地方进步了？
曾光：我觉得把SARS消灭在早期阶段，我觉得今年最大的进步就是这样，它的传染，虽然它发生的三代病例到现在来看，传播链非常清楚，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发生的SARS的病例都在我们控制之中，这是最大的进步。另外，从SARS的话，流行病学调查，从治疗、从信息、网络、系统的建设，从老百姓的社会反应，从我们指挥调度，全面来看，是个全面的进步。
解说：作为我国著名的流行病学专家，2003年非典期间，正是他带领专家组，在检查了北京人民医院的情况后，果断地向北京市政府建议：隔离封闭医院，从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感染。从那时至今，他就一直在跟踪调研SARS的传染途径和方法。目前，曾光除了配合联合调查组对此次疫情的调查取证之外，他主持负责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培训项目”也在正在紧张地开展之中。
记者：可能SARS改变了我们很多，我想知道，SARS对于您个人来说改变了什么？
曾光：因为在SARS出现了以前没有一个SARS专家，现在来说的话跟SARS打交道时间这么短，就是也很难有一个科学家对SARS了解的，像了解其他传染病似的，和我们打交道很长时间传染病似的打交道那么长时间，因为我的专职工作并不是做SARS的。比如说在SARS的流行过后，我一方面依然做SARS，我带着我的学员就跟你讲的，中国现场流行病培训项目的学员，在广东、广西做溯源的调查。
曾光：另外，我也再其他的一些工作，比如说在北京刚刚结束的一个中国最大的一次伤害调查是我负责的，伤害，不是SARS.另外，在云南，在和深圳，我们还做了一个生殖道感染的调查，这个和生殖道和艾滋病防治有关系的调查，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做了这些事。我希望SARS，它只要来了我们还要应战，它不来了我们有很多的事需要做，因为威胁人类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多。
记者：您现在把SARS排在第几呢？
曾光：SARS来了当然把SARS排在第一啊，那绝对的，SARS走了以后的话，SARS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是我工作的重点，那SARS不在的话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那这次它再度出现是在您的预料之中吗？
曾光：可以说是这样，因为去年SARS过后我就提出来了SARS必然要卷土重来，是我们决没想到，SARS会从实验室出现，特别是从我所在的单位的、国家队的，SARS防治国家队的实验室中出现，这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记者：听起来像是一种挑衅？
曾光：就是对我们的挑衅。
记者：那SARS给你的压力跟其他的流行疾病是一样的吗？
曾光：它的时效性非常强，必须马上行动，迅速得出结果，它不容时间。我是搞流行病的，我要做培训，要培训出一支队伍来，高级的现场流行病学培训人才，就是再发生SARS，再发生禽流感，再发生什么，我们可以有一支很好的尖兵、医学侦探拿到现场中去。而且快速反应、有效反应、迅速到位，少走弯路。
编辑：王秀
文章来源：http://www.southcn.com/tech/rc/200405110486.htm | 
发表于 2006-4-9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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