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震撼中国·防疫篇：扼制瘟疫 瘟疫, 防疫, 中国, 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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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记者 任波 李虎军　　/总第212期

遇难者遗体不是对公共卫生最大的威胁，关键是要保证安全的饮用水 　　天亮了。 　　这是5月23日，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1天。早上7点多，迎着炫目的阳光，某防化团的几位防疫人员身穿防化服，走上北川中学教学楼废墟，喷洒消毒药水。对于奔忙北川防疫前线的上千名疾控人员来说，紧张的一天又开始了。 　　目前，北川县城仍处于“封城”状态，只有防化部队等少数人员可以进入现场。在北川县卫生局的医疗防疫点，几位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否认了北川县城已出现瘟疫的传言。 　　此前，官方曾经表示，北川县城封城，主要是考虑到余震和堰塞湖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对《财经》记者说，从防疫的角度看，对北川县城进行“封城”，可以减少人员密度，从而降低传染病发生和传播的风险。 　　从北川中学通往安县的道路两旁，记者看到众多防化人员在工作。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而在北川中学教学楼的废墟上，不时飘来尸体腐败的刺鼻气味。 　　原北川中学的救灾指挥部附近，驻扎有中国疾控中心、江苏、河南、内蒙古等地疾控中心的疾控专业人士。他们的帐篷，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北川的紧张场面，正是目前灾区防疫工作的一个缩影。 　　自5月15日起，四川地震灾后的医疗工作重点，已由抢救伤员转向卫生防疫。截止到5月23日上午8时，卫生部已向灾区派出3558名卫生防疫人员。 　　在灾后现场复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卫生防疫工作需要面对的，是分布在近10万平方公里的灾区民众、十几万救灾人员、不计其数的废墟。要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的目标，挑战是空前的。 疫情风险潜伏 　　地震三天后，随着时间无情地流逝，救援人员手中生命探测器的信号逐渐微弱下来。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对生命绝不能轻言放弃。但是，及时将医疗救援的重点转向卫生防疫，是对生者的生命负责，也是适时、恰当的决策。 　　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办公室“应急和人道行动”技术官员阿土罗佩思甘（Arturo Pesigan）医生，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疫情危险高峰期，往往分布在灾难发生后十天至一个月之间。 　　在此次四川震区，整个区域的供水系统、居住环境、卫生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震区灾区群众只能集中居住在帐篷、棚屋等简易居所，还有大量人员甚至只能露宿，由此产生的大量垃圾和废弃物，必然滋生细菌和病毒，造成鼠类和蚊蝇肆虐；一些遇难者遗体来不及掩埋，腐败后滋生病菌；大量建筑物倒塌，垃圾废弃物遍布；禽畜尸体腐败，污水满溢；一些日常用品如桌子、床等都可能携带传染病病菌。这些都具备了大量传染病传播的条件。 　　水源的污染，则是滋生疫情的重要威胁。地震以后，遇难者遗体腐败后所滋生的病菌，也可能污染水源。原来集中的供水全部被破坏，不少灾区群众不得不利用当地的井水、河水等充当饮用水，大大增加传染疫病的几率。 　　在北川，记者发现，穿过县城的一条河流已经呈现灰绿色，河流两边大量残垣断壁，不少遇难者遗体尚待处理。 　　佩思甘医生对《财经》记者指出，导致瘟疫发生的原因，并非腐烂的遇难者遗体本身，而是不安全的食物、缺少安全的饮用水、缺少个人卫生所需的用具，以及缺乏安全环境卫生的安排，等等。 　　实际上，震后食物短缺，食品卫生状况恶化，从而发生食物中毒等食源性疾病的潜在危险也在积累。据卫生部门透露，目前灾区每日腹泻人数比例非常高。 　　由于灾后生活环境恶劣，人们体力透支，营养不良，人体免疫力也会在一定时间内下降，这更给各类传染病以入侵之机。 　　同时，一些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有可能中断。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计划免疫工作本来就是公共卫生服务的薄弱环节。对儿童的计划免疫如不能保障，会潜伏疫情风险。 　　医学专家还提醒，震区内除了分布在近10万平方公里内的灾区民众，还有十几万外来救灾人员骤然聚集。非常时期，他们的生活不能得到很好的安排，加之工作量大，水土不服，这些均可能加剧传染病流传的风险。 　　卫生防疫专家表示，根据以往经验，霍乱、甲肝、伤寒、痢疾、感染性腹泻、肠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乙脑、黑热病、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炭疽、狂犬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以及破伤风、钩端螺旋体病等，都可能是地震后可能引发的病症。而对于一些常见传染病，包括流脑、麻疹、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治，也不可掉以轻心。 防疫任务艰巨 　　有专家分析，从客观环境看，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防疫难度和任务的艰巨程度，甚至大于当年的唐山大地震。 　　唐山地处北方地区，气候比较干燥，很大程度上可减少疫病的传播几率。而四川震区处于多雨的森林地带，震后四川连续降雨，大量水库、堰塞湖等出现险情，增加了由洪涝灾害扩大疫情的风险。加之夏季本身就是传染病高发期，当地湿热环境也容易滋生病菌。 　　《财经》记者还了解到，此次地震震区分别为鼠疫、炭疽等传染病疫源地和高发区，防疫压力必然增加。 　　卫生部有关资料显示，地震波及的甘肃、青海、云南、贵州等地区均分布有鼠疫疫源地。其中，四川甘孜州的石渠县为青海田鼠鼠疫疫源县，德格县为2007年确定的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2006年至2007年间，攀枝花地区曾在农村家犬血液中检出一份鼠疫F1抗体。 　　更令人担忧的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原本即为炭疽流行区。炭疽是由炭疽芽孢杆菌引起的人兽共患性传染病，多数情况下，患病动物的血液、粪尿排泄物、乳汁，病死畜的内脏、骨骼直接感染人类或污染环境，是感染的重要来源。 　　潜伏的疫情风险，正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地震又严重削弱了当地的防疫力量。 　　以北川为例。大地震之后，县人民医院186名医护人员中，就有7人确认死亡，90多人失踪，全县仅剩下一名外科医生。在县疾控中心，主任吴姗姗和多位同事不幸遇难。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被紧急抽调到县救灾指挥部，参加医疗防疫工作。 　　地处四川盆地北部边缘的广元市青川县，在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据率先抵达的救援人员估计，在青川县下属多个乡镇，因地震死亡人数皆达到当地人口的70％以上。广元市青川县抗震指挥部医疗组有关人士也向记者介绍，当地不少乡镇卫生院已被地震完全摧毁。而基层乡镇，正是以往防疫工作的薄弱环节，目前需要大量外援。 　　药剂的短缺日益显现。青川县该人士5月22日向记者表示，目前当地除消炎止痛药品以及治疗普通感冒发烧等疾病的常规药物，消毒杀菌的药剂也面临巨大的缺口。他告诉记者，当地及各乡镇每日用于消杀，需要1吨左右的药物，实际供给远远不足。 　　他还透露，当地青川县红光乡已被倒塌的山体掩埋，倒塌的山体阻断了下行水源，在红光乡原址形成一个堰塞湖；随着水位升高，不但有决口形成水灾的危险，更有可能令疫病随洪水向下游散播。 　　与此同时，四川震区山高路险，震后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频繁，抢通后的道路交通状况并不稳定。交通受阻也导致重灾区卫生防疫药品无法及时补给，人员进入十分困难，为防疫工作平添障碍。 　　《财经》记者了解到，北川漩坪乡卫生院有几人在地震中受伤。紧接着，卫生院又被一个小型堰塞湖的湖水淹没，只有少量药品被抢救出来。该卫生院共有13人，另有10名每年只领600元补助的村医，负责着全乡共9000多人的医疗防疫。 　　目前，该卫生院未受伤的八名医护人员中，只有陈素川一人负责防疫。苦于缺乏消毒药品，他们目前只能等待救援。可是，通往山下的道路被阻断。5月20日，卫生院几位医护人员翻山越岭，步行近八个小时来到县救灾指挥部，才背回一些药品。 　　“现在防疫工作的艰难程度，是以前完全想像不到的。”绵阳市抗震指挥部医疗组一位潘姓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说。 重点是水源控制 　　几位防疫专家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均提到，面对疫情风险，最关键的措施就是控制水源。 　　中国疾控中心一位营养与食品专家说，保证安全饮用水，对于灾后防止传染病流行尤为关键。 　　佩思甘医生也表示，要确保安全可饮用水持续、不间断的供应。这是减少水源性传染病爆发风险最重要的防御措施。 　　他特别指出，认为遇难者遗体是疾病和瘟疫源头、对公共卫生威胁最大的观点是不准确的。他说，在灾害中遇难的人，如果生前处于健康状态，就不太可能成为疫病源头。而导致遇难者遗体腐烂的微生物，并不具备引发在活人中传播疾病的能力。许多公共卫生领域所担忧的传染病毒介质，在死亡发生时可能存在于人体中，但在人体死亡后的几小时内往往会自行消亡。 　　佩思甘医生强调，瘟疫是否、何时会发生，并不取决于如何处理遇难者遗体，而是如何管理幸存者。在他看来，对遇难者遗体的误解，导致了在关键时刻人员和资源的错配。同样，来自媒体的误报也可能导致政府采取不适当的行动。比如，在遇难者遗体区域喷洒消毒液，或是用石灰覆盖遇难者遗体等，这些行动成本高、费时费力，需要复杂的后勤和协调，会分散宝贵的人力物力。 　　事实上，绝大部分疫病传播，均与水有关。如霍乱、伤寒、痢疾等细菌性传染病传播途径是水源，传播快，发病率极高。这几种传染病，均有有效的抗菌性预防治疗药物，如果爆发流行，可以尽快组织治疗和预防性投药，把病死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但同样通过水源传播的甲、戊型肝炎属于病毒性传染病，一旦发生流行，发病率高，持续时间长，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尤其是戊型肝炎，在中国人群中免疫屏障很低，易感人群主要在青壮年，发病者病情较重、黄疸性多见，孕妇的病死率高。如果水源持续被粪便污染，而当地居民不得不饮用生水，则极易造成大面积流行。 　　此外，钩端螺旋体病、出血热、疟疾、乙型脑炎、轮状病毒、鼠疫、炭疽等传染性疾病，多数也直接或间接与水源污染有关。其中钩端螺旋体病是直接接触水传染的疾病；疟疾、乙型脑炎是虫媒（蚊虫）传染病，间接与水有关。出血热、鼠疫是动物（鼠）传染的疾病，是因水灾引起鼠的迁移而传播的疾病，也间接与水有关。 　　地震过后，卫生部已第一时间向灾区派出卫生防疫队。目前，防疫队在灾区主要的职能有三：一是对水井内的水源等进行严格消毒，并向灾区群众宣传饮水卫生；二是对各种接触物污染物进行消毒杀菌，教会灾区群众科学处理垃圾；三是为当地民众注射疾病疫苗、隔离染病者等。 　　此外，需要建立一些简易厕所。这些厕所应按防疫要求，远离水源，方便群众急需。 　　在此特殊时期，要在短期内改善灾区恶劣的居住环境、饮食与饮水条件，绝非医疗队和卫生防疫人员所能实现。对在现场的灾区群众来说，即便是用于饭前便后洗手的洁净水源也非常紧缺。在现有条件下，大量使用消毒液洗手又并不现实。 　　《财经》记者了解到，在北川，自然水源已完全不能饮用。对于一些没有条件饮用瓶装水的灾区群众，疾控人员正在采取各种应急措施。四川省自贡市疾控中心的宫吴健介绍经验说，一种含氯制剂的泡腾片，可以对泉水和井水进行消毒，他和同事们已为附近村民派发了大量泡腾片。 　　5月18日，卫生部编写了鼠疫、霍乱、炭疽三种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理预案，并正在组织编写其他部分重点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理预案，将陆续印发各地。 　　5月23日，记者看到北川县救灾指挥部帐篷门口贴出公告，宣布将于5月24日对北川县城3.3平方公里范围实行直升机空中消杀。届时，公安机关将对消毒区域严格实行临时管制措施。 　　这无疑是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防疫措施的一个积极信号。然而，对于分布更为分散且面积广大的乡镇区域，防疫措施在现有条件下能否落实到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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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5月30日03:36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 魏铭言)四川省疾控中心拟以绵竹灾后防疫和疫病监测经验为样本，制订地震灾后公共卫生应急预案。

　　昨天中午，四川绵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惟一被保留下的平房内，四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文在对《绵竹市灾后防疫评估报告》进行完善。

　　“这仅仅是一个样本，我们希望以绵竹经验为借鉴，整理制订出一份地震灾后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杨文认为，国家现有的公共卫生应急预案需要细化，如果再遭遇地震、洪灾，抑或其他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病预防控制的组织网络和有效措施，应该有规范，有操作方案可循。

　　绵竹是在这次5·12大地震中，死亡超过万人的极重灾区。灾后第五天，5月17日，进驻绵竹的国家疾控中心8人防疫应急小分队，山东17人防疫队伍，四川眉山20人防疫小组和四川省疾控中心从北川转移的十余人防疫队伍，共同组建了绵竹市震后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重建社区、乡镇、村的基层卫生防疫网络，并借助这个网络将灾后的防病措施，延伸到每一户灾民家庭。

　　与此同时，四川省疾控中心以绵竹为示范，制订绵竹市灾民安置点、临时居住场所管理办法，希望以每5顶帐篷为单位，建立灾民自制组织，由灾民自发推选出的组长，作为基层食物、饮水、药品的分配监管人，卫生监督员和疾病监测哨点。

　　四川疾控中心副主任讲述绵竹防疫，表示“不设‘防毒岗’也能保证不出疫情”

　　防疫是灾后重建工程中的关键，如何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地震后汇聚四川的数千名卫生防疫工作者，在废墟和帐篷之间的穿梭中，在科学与现实观念和生活习惯的碰撞与磨合中，探索出了哪些可供借鉴的灾后防疫方案？

　　昨日，记者就这些问题与四川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文进行了对话。

　　绵竹是灾区，并不是疫区。消毒液喷洒过往车辆根本不能消灭传染病毒。

　　多支防疫队

　　最初工作稍有重复

　　新京报：灾情发生后，卫生部从各地调集了数千名卫生防疫人员进入灾区开展防疫，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不断地给灾区消毒吗？我们经常在灾区的县镇看到，来自不同省市的防疫车辆和防疫人员穿梭，会不会出现重复工作的情况？

　　杨文(以下简称“杨”)：因为地震后初期处于应急状态，受灾和伤亡情况是逐步被呈现清晰的，灾区对医疗防疫的需求，因为无经验可循，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比如我们16号晚到绵竹后，发现这里已经驻扎了山东淄博、济南、潍坊，四川眉山以及国家疾控中心的防疫队伍，加上我们四川省疾控中心的队伍，很容易出现工作重复的状况。因此，第二天，我们主动和其他的防疫队伍沟通商量，共同向绵竹市政府汇报，成立了绵竹地震灾后疫情防控联合指挥部，统筹部署绵竹城区、21个乡镇、150多个村的卫生防疫工作。

私埋尸体重新消毒深埋

2008年05月30日03:36 新京报

　　挨户动员

　　私埋尸体重新消毒深埋

　　新京报：好像在地震后初期，卫生防疫的重点是对挖出的死难者遗体进行消毒，然后把这些尸体进行集中掩埋，然后再不断地消毒，这项工作无论听起来还是看起来都非常艰难，而且需要不断地去重复。

　　杨：要说灾区尸体处理的艰难，对尸体的集中消毒掩埋只是程序性的反复工作。真正苦的，是疾控人员必须徒步走村串户调查当地真实的死亡情况，尸体掩埋情况和具体位置。

　　我们开始是从发现的暴露尸体去找家庭，找埋他的亲人，去做工作，允许我们把尸体重新拿出来，重新消毒处理后在2米以下的地方深埋。

　　还有一些是村民传统的习俗，我们发现很多个人家庭埋葬的尸体，是在河流或水源旁边。那么如果尸体附近的河流或水井是当地人的饮用水源，就成为很大的卫生安全威胁。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做通灾民的工作，给亲人的遗体迁址。

　　后来，在受灾乡村，我们发现私自掩埋亲人尸体的现象很多，于是，大家转变了工作方法，开始派防疫人员走访每个村，调查每个村在地震中死了几个人，有没有自己埋葬的，埋在哪里了，并到尸体被掩埋的地方实地考察，是否存在卫生安全隐患，是否需要迁址和重新处理消毒。

　　新京报：每一户私埋亲人遗体的农户的工作都做得通吗？移动尸体会不会遭到人家的反感和抵制？

　　杨：经常会，但必须得做。很多时候灾民最后是理解和协助的。在水源旁边的尸体，即使家属反对，我们通过乡镇政府的强制命令也必须进行移址，因为尸体至少要在离水源50米以外处掩埋才不会对水环境产生污染。

　　捐赠五花八门

　　指导灾民喝水费周折

　　新京报：前两天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呼吁，医药防疫物资的捐赠不要盲目，如果过度捐赠会造成药品的堆积和浪费，您在绵竹遇到的现实的防疫物资的捐赠配给情况是怎样的？

　　杨：现在灾区的配给的捐赠药品的确是五花八门，光消毒药剂就有十几种类型，都有各自不同的浓度和配比使用方法。专业的卫生防疫人员都需要一段时间分清楚，要手把手教会灾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确是一件难事。

　　比如给饮用水消毒的泡腾片，一片足以给一百公斤的临时水源饮用水消毒，防疫人员督导时却发现，有村民一下子把两三片泡腾片丢到一瓶矿泉水里，然后喝掉。还有很多村庄，村民去水井里打水时都用自己的桶，放下去又拿出来，背回帐篷又背回来，容易对水源造成交叉污染，但村长总是忘了要拿一个共同的取水桶。

　　新京报：这种问题找到好的解决办法了吗？

　　杨：没有。有时我们甚至很难用科学的办法去应对他们的想法。比如我们发现消毒药剂种类太多，怕村民在使用中混淆，就提出尽量把药剂按村分类，每个村只发固定的一种或两种。结果这办法根本推行不下去，因为邻村之间会有对比，“为什么他们村有的我们没有？”“是不是政府发放救灾物资不公？”……现在我们只能每隔几天就发不同类型品种的消毒剂，然后重新教配比和给水消毒的具体方法，再挨家挨户去督导。

　　集体力谏

　　撤销“防毒岗”

　　新京报：从北川和绵阳出城时，总会有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的防疫人员对来往车辆进行喷洒式消毒，但绵竹的进出城的关卡好像是空的，这个环节没有消毒配置吗？

　　杨：在进出城通道消毒简直是乱搞。这里是灾区，并不是疫区。而且这种对过往车辆喷洒消毒水的做法，究竟能否杀灭传染病毒？还是会加深人们对灾后疫情的恐惧？

　　地震后初期，绵竹市政府也曾打算在公路进出城的收费口处立即设立消毒岗，我们防疫指挥部集体力谏后取消了。当时，我们防疫指挥部与市政府谈判，坚决反对。绵竹市的市长问我，如果不设防疫点，你能不能保证绵竹没有疫情。我记得自己想了想，告诉他：只有按照科学的防疫措施，绵竹就不会出现疫情。

　　新京报：现在绵竹的确没有任何疫情吗？

　　杨：对。我们发动了村医和村民，为我们做疫情监测的前哨，他们每天每刻都在灾民中间移动和生活，掌握的信息应该是最新、最直观的情况；加上政府财政对村医抗震救灾的补贴，现在乡镇医生、村医和村民都被我们动员组织起来了。如果有可疑的发热、集中腹泻病例都会通过手机直接向我们报告，我们立即派出疾控人员实地调查。目前的情况看，整个绵竹地区没有发现疫情，散发的传染病病例与去年同期持平还略有下降，灾区老鼠的密度也未发现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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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科学的预防控制措施才是控制疫情最有效的和最经济的。绵竹和绵阳在控制疫情的工作方面差别很大，绵阳人力物力耗费大，效果却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灾区应该推广绵竹的经验。山东支援灾区疾病控制队伍为灾区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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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是让到灾区搞疾病控制或卫生监督的技术人员去背喷雾器到处消毒真是不知什么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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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地方,在政府领导眼里,有时候疾控工作就像是一只破鞋,被人随便穿,随便仍,用完后就忘掉,平时既不擦油,也不保养,走路扎脚后还嫌鞋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