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与此，医疗改革不知道怎么回事，如果真如下文，好象也有点问题了。

---------------------------------------------------------------------------------------------------------------------------- 中国的“医疗改革”实在令人恐惧 文/李 志 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据电视报道，目前中国每年的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这实在使人害怕。我不知道“药品价格”是否进入物价上涨指数的计算范围，据公布的2004年间全国物价上涨指数不过是3-4%之间，可是人民感受到的水电煤气交通等费用、还有蔬菜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都远不是这么小的比率。但“医疗问题”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是青菜豆腐所能相比的。 显然，医疗费用上涨幅度，已经远超过GDP的增长，超过全国工资总额的增长，更是远远超过今年预计2005年全国农民收入5%左右的增长幅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量的民众看不起病，在家里扛着。有人估计，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病人不去医院。甚至还有不少贫穷的农民，在可怕的疾病面前，只有一条路：在家里躺着等死。 这情况是很悲惨，令人伤心。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国家对于医疗的“改革思路”。 在当代文明国家中，保障每个公民能够看得起病，已经是起码的“国家责任”。许多欧亚国家实行的“免费医疗”制度就不用说了，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也不用说了。就是在以前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也对急病、重病和住院病人实行了免费保障。这是一种文明。但在中国，经过一段时间所谓“医疗改革”，已经弊病丛生，医药费用狂涨、低工资医生收小费、穷人看不起病已成寻常现象。甚至急病病号因为一时交不上钱就死在挂号室窗前，屡屡发生，这种悲惨事件简直成了90年代一道中国风景线。医院挂号室难道是“鬼门关”吗？奇特的是，人们简直没有听到任何高级官员就此说点什么，好像都没什么感觉。在中国，崇高神圣的医疗事业，已经变成了捞取利润的商业，病人成了顾客，能不能成交，全看你有钱没钱。这样，中国的医护也就没有了圣洁的光环，没有了救死扶伤的精神，也没有了对人民的人文关怀。北京的大医院极其缺少“单人病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众多住院病人挤在一间病房里，不用多说，绝对是会加重病情的。但以我的感受，就是90岁的红军老干部，只要级别不够，按国家规定也很难住上“单人病房”，更别说痛苦的老百姓了。难道中国病人比其他许多国家的病人，就天生是低贱的吗？ 近来传说，国家将进一步医疗改革，目的是使看不起病的中国人能够看得起，使医药品的价格上涨不再那么猛烈。这真是人民所热切期盼的事啊。 现在，“医疗改革思路”终于透露出来了，病人们也不由冷了半截。原来，并没有任何新的智慧出现，电视中说，国家新的改革办法就是，让医院自己找“市场”解决筹资。所以，所谓“改革药方”还是那张老旧处方：就是医院进一步“市场化”。这其实毫不奇怪，因为中国的任何改革理论，都是这么一个“祖传奇方”。那就是大声说：把任何东西都扔到神奇的“市场”里去就是了，一切都会因此搞定。 什么都到“市场”里去了，那国家干什么呢？国家只管收税。2004年国家收税成就很巨大，已高达2.5万亿元。但对于医疗事业，国家却更加不给钱了，医院到哪去找钱？官员们在电视中说，医院可以对私人资本开放，可以对外资开放。原来，这就是“新思路”。 这个新思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这样一来，就可以降低老百姓的医药费用？这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不知哪位巧舌如簧的宣传家写出这样的稿子。为让人民静下心来，不要闹事，宣传家们大概已用惯了这种文风。那就是：不管碰到什么事，都要告诉人民：等着吧，这将使你们都得到莫大好处的。但其实，这只是撒谎，这是得过且过，显然，稍有脑浆者就可以知道，这一套，完全没有可能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保障”。 而不解决人民的“医疗保障”，国家就是根本性的失职。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也不行。这一次的“医改新思路”，再次让人民失望了。我知道，现在的官员们不热爱人民，不关心人民，只关心自己，还关心自己的子女亲属。这情况，本是应该想得到的。 从近一二十年的历史中，人们也应当摸熟了中国的“改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今，国家一再表现出来的“医改思路”，说穿了，没别的，就是让老百姓掏钱、掏钱、再掏钱。所以很可能，人民有期待，本身就是糊涂的。目前的医改思路，的确使人看不到一点希望。我想，特别是家中有危重病人的家庭，瞻念前途，眼望处应是一片昏暗。 20多年来，国家对任何事业举行改革，都没离开这一点：就是让人民自己掏钱。 房改了，老百姓要多掏钱；教改了，老百姓要多掏钱；医改么，那当然是同一个路子：老百姓，掏钱！电视里官员们总是身着高档西装，振振有词，侃侃而谈。他们说，不能什么事都指着国家来办，国家的负担太重，不堪重负……。但我确实笨，实在不能明白，国家的财税收入那么多，2004年国家税收收入2.5万亿元，比头年超过0.5万亿元，怎么会有什么不堪重负的事？数亿中国老百姓的“工资总额”才有多少？2002年是1.31万亿元，2003年是1.47万亿元，2004年能有多少？还不知道。但人们大致可以估摸出来。也就是说，国家的财政收入比起“全国工资总额”要高出万亿元规模。怎么会国家没有钱来“负重”了、而人民反而有钱来负重了呢？ 更何况，负重是国家的本分。否则要国家干什么？大概在不少国家官员看来，国家只是给他们提供获取个人利益的“一个机构”罢了。 这是不行的，对持这种“观念”的干部，应当把他们撤换掉。什么启蒙，什么思想教育，都是没有用的。 这些官员，一说成绩多么大，就振振有词。2004年税收成绩很大呀，他们就把2.5万亿元拿出来挂在嘴边。一说要对人民实行社会保障，要拿出钱出来办教育，要对人民实行医疗保障，他们就三缄其口，或者闷声不吭。国家的财政收入，用在人民的各种“保障”上，其实才正是用对了地方。外国都是这样。但无论是医疗设施的建设上，在医院的运作维持上，人民的医疗费报销上，国家都没有宣布大幅度增加投入。 也可能有人会说，人们指望国家官员把医院办好，是不正确的，要让私人企业家来办，效益才会好。这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熟悉的声音。但这声音是站在“医院经济效益”方面来考虑的，不是站在病人、及其背后的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 当然，我想，人们并不会是认为“国家”办事就一定能办好，人民应当没有这个奢望。因为人们已经知道，许多国家领导干部们智慧不足，只有捞钱的劲头十足，要把贪得的钱财转移国外，他们就很有办法。这是制度的产物。但是我想，如果国家能从2.5万亿元的财税收入中拿出一点点来，投向医疗，减轻人民的“重负”，而不是把从人民手中收来的税收大都用来“投资”，或者用来给那些贪官污吏贪污、及向国外转移钱财提供“物质基础”，那就应当谢天谢地了。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好文章！

医疗改革

李志宁

对于国内的“医疗改革”，我一再想发出一点不同声音。但声音太细小了，没有办法。

非典时期，我曾写过一篇长文《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仔细探讨了医改，对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表示怀疑。这文章在网上偶有转载，基本上没人注意。我在“李志宁个人网页”上把它放在了显要位置，但也没有人愿与我探讨这个问题。也可能我的话说得太过逆耳，不中听。但我想，“耳顺”则顺耳、那样肚子里才能撑船。如果我们只能听赞美的话，恨不得全世界都来欢呼“中华伟大复兴”；谁若敢批评我们，我们就发火，反唇相讥，那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就太没有气度了。

不过，无论如何，医改这题目我还是不愿意歇手。几天前有次看电视节目后，又气愤愤地写了一篇《中国的“医疗改革”实在令人恐惧》，贴到网上。这次，点击人数仍然不多，但多数点击者支持我的看法。批评者则认为我不懂医疗，还有人怀疑我不是“社科院”的。我得告诉怀疑者，不才确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尽管碌碌无为，但毕业后没有在其他单位工作过。社科院不是神仙居所，内中良莠不齐，像我这样的“低水平的研究人员”也忝列其中，是有点愧对师门。但我很努力，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也很希望能把“医改”的事情弄弄清楚，只是鄙人理论能力太弱，也是没有办法。

我估计，医改问题虽然重大，但毕竟没有什么娱乐性。不过事情如此切身，网上人们却不很关心？也出乎我意外。莫非是我错了？难道“医改”本无事，庸人我自扰之？尽管怀疑自己，但既做“研究”，还得把这问题弄个明白。我认为，一定还会有些东西，埋在“现象”里面、而被众人忽略了。也可能，真相，正等待着研究人员们来“抽象”它。

在最近关于各种“十大暴利行业”、“十大霸王行业”的报道中，“医疗”行业总跑不掉，得算一个。有的报纸分析说，20年来，工资上扬了10-20倍，而医药费用的上涨幅度则在100-200倍！我知道，这里的计算不对，计算工资肯定未用“不变价格”，但是工资和医疗费用这两种事物之间的比较，还是成立的。因此，医疗行业“暴利”论也是成立的。就是在国家的宏观计算中，国民的医疗费用支出，也已经高居第三位，仅次于购买房屋和孩子读书。所以，本文想从宏观经济方面，来看看“医改”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严重阻碍作用。

这个问题，是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忽略”了的一点。

首先，看看全国的医疗事业总共需要多少钱？

据卫生部2005年1月公布：2003年的“全国医院总收入”为3911亿元。总支出是多少？不得而知。总收入中，属于“卫生部门”的医院为2686亿元，算一下，占了68.7%。就是说超过了2/3，其资产负债总额为10417.5亿元，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比2002年增加了205.37亿元。我想，通常，“资产负债”并不是“借钱”的意思。在过去是指“资金平衡表”，或者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某时期、某部分或全部预算款的来源或分布情况的会计报表。如今指什么？是否有变化？我查了查我们“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2004年12月出版的《现代经济词典》，该条目却付阙如，使我惶惑。按照卫生部公布，2003全国病人对医院的欠费合计为31.7亿元，居然这么少，也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

所以，即使情况仍有点迷糊，使我们就像喝醉酒的人看世界，但还是得到了一个“大概”。即：近年中国一年在医疗上花出的钱，其总量，不过就是4000亿元的规模。

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的病人们要花多少钱？

据一个星期前的报道，至2004年底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全年医疗保险的基金收入为1089亿元，而其支出，据公布居然仅有847亿元！当然，医疗保险金的支出，不代表中国“病人支出”的全部，还有许许多多病人花的钱，不是“医保”支出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因为参加医保的人数，不过1亿人出头，而中国是13亿人；二是，即使参加医保，或者某些事业机关单位还有国家财政担负一部分医疗费用，也有很多药品和器具是不能报销的，而且现今不能报销的“单子”正越拉越长，从而把支出推到病人头上去。例如，许多进口药品、心脏支架、血糖仪等，都是不能报销的。我不知道国外的确切情况，也可能国外的医保也不能报销，但中国老百姓的工资，就是比起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还要低好几倍，乃至十几倍。这样，中国人民的负担就格外沉重了。看得起病、还是看不起病？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这个问题还是尖锐地存在着。

这里想顺便说说，中国的高官和学者们总是把“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障”混为一谈。在中国，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医疗保险并不都能起“保障”作用。而且，理论上，保险的金额应一直处于“商业运作”之中，例如购买债券和证券等。还有，保险公司完全可能倒闭，国家若不明确申明最后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么被保险者如何“保障”呢？如果国家肯定要替保险公司兜底，那为什么还需要一帮子办保险公司的爷们从中捞它一笔？所以，在中国即使参加了“医疗保险”，也未必有医疗保障，这已是路人皆知。而所谓“保障”，就是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看不起病之虞。更何况，国家认为，“更多的人”参加了医疗保险，也就享有了“医疗保障”，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说法。因为，作为国家必须考虑：如何使“全体公民”、而不是“更多的人”都有医疗保障。就是说，不管以什么方式，也不管参没参加医疗保险，都必须有保障才行。而国家的职责，就是对“全体公民”负责，而不是对“少数人”负责，否则，这个国家怎么能让人民放心呢？

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医改对于中国经济的阻滞作用。

目前，人们越来越看出，经济学家们抑扬顿挫的欢快语调越来越不灵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无穷的活力，也越来越让人生疑了。靠投资、靠大量引进外资企业、包括很多重污染企业，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个发展格式已经越来越难以施展身段，因为中国就是靠支付沉重的环境资源代价，也没有多大后劲了。总之，由“投资”而不是由“人民消费”来拉动“总需求”，日子长了，也总归会走上末路。近年来，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剧烈失衡，已日益彰显出它的厉害。我想，看不起凯恩斯的中国经济学家们也终会发现，对抗经济规律最后是不会成正果的。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距，目前中国到底有多大？照理说，应该在国家的统计上有很清楚的昭示。但不知为什么，在《中国统计年鉴》上却是很难查出。记得早在2002年的时候，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称，中国的“库存积压”已经达到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高达41%。该文章认为，这与西方国家通常仅1%的比率比起来，是很可怕的。但近近些日子的报纸又报道，国家的“库存积压”连年增长，已经达到3万亿元了。显然，尽管信息是混乱的，但问题是清楚的：就是中国的“总需求”已经大大落后于“总供给”。

这就是危机。

但似乎中国并不怕这个。这就如多年前一个顺口溜所说“十亿人民九亿商，九亿商人骗中央；中央什么都不怕，见到商品就涨价”。现在，在国内大量存在的多种暴利行业，就起到了这个“什么都不怕”的作用：什么都高价，看你买不买！几乎除了电视冰箱之类，现在 没有多少与多数老百姓收入相称的商品价格了。但是，事与愿违，似乎人民就是不买什么，这使得全国“库存积压”格外丰盈，使得“总需求”居低不上。这情况使得中国经济学家和宣传专家们着起急来，他们一齐上阵，大讲了一番“居民储蓄”如何应当转变为“投资”，什么基金投资、什么债券、什么股票……，足一通乱侃。

但奇怪的是，居民储蓄就是静若处子、不为所动。看来，经济学家们也不由纳闷了，从不少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苦闷。

在中国“居民储蓄”也是个怪异事物，近年来每年增加的“居民储蓄额”，竟比“全国工资总额”还要高出许多。所以，居民储蓄是不是劳动人民存的钱？问题也是很清楚的。但毕竟，劳动者会有少量存款。有多少？据我看，在目前12万亿元的储蓄总量中，占人口80%的老百姓大概能有个3-4万亿元吧。

如果真的能够启动劳动者消费，那么这3-4万亿元进入“总需求”，也能大大改观全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极端不平衡状况，给全国经济带来巨大活力。就是说，尽管目前国家贫富悬殊，极少数富人得到了他们的天堂，但如果穷人能够将其被重重盘剥后、剩下的小小收入拿去扩大“总需求”的话，因为穷人多么，全国的消费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改观。那么经济也会真正“活”起来。我一直在说，如果要使经济真正繁荣，需要有两点：第一，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资”部分，使得“全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比例由目前的12%左右上升到50%左右，因为工资是清白收入，不是混水摸鱼，那么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好起来；第二，国家担当起“社会保障”的资金基础，无论是医疗、还是教育，都应当实行免费（我想，最终全世界都会免费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应当“先走一步”）。这样，人民花钱没有了后顾之忧，无疑，“总需求”就会大大提高，经济情况就会大大好转，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有了深厚的动力。

为什么现在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医疗改革”。活命，无疑比日用品消费更重要，医疗重于一切，谁都不会弄错。所以，人们需要攒钱，以备未来应付医疗的“不时之需”。

但是，人们为了在得大病时能活下来，要攒多少钱才够呢？

这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如果仅是孩子读书，要花多少钱？大致能够算出，有一定刚性。惟有生病，要花多少钱？鬼也不知道。人非神仙，谁有本事能够预测出自己将患哪一种病、需要多少钱？那么应当存多少钱足以应付救命呢？谁也说不上，只好多多益善。萨斯期间，全国第一例非典黄先生将自己积蓄的16万元花得精光，保住了性命。这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存上16万元就能保住自己？恐怕不行的。如果要换肾换肝呢？如果要做极为复杂的心脏手术呢？那还不知道要多少钱。所以，在当今中国的医院眼里，16万元，不过是小钱一笔。也所以，由于医疗费用的日益高昂，穷人，也就自然越来越不在医院的眼里了。

但16万元，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个天文数字。10年不一定挣得到，30年不一定攒得下来。先不管它吧，现在，如果我们快乐地假设：全国每个人都攒了16万元用于保命的准备，那么13亿人应当攒多少钱呢？很容易算，16×13＝208万亿元。

我们知道，目前全国贫富悬殊的“居民储蓄总额”，也不过只有12万亿元。而80%的老百姓可能只有3-4万亿元储蓄。也就是说，十来亿人的生命，本当有200万亿元来保命，但现在，就悬在3-4万亿元这样一根细细的蛛丝上了。

当然，有人会指责说：人们不可能都生病，生病的人只是少数。所以，不需要这么多钱。

完全正确！依我说：问题问对了，但是答错了。的确，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不是所有的人都生病，所以，实际上全国的医疗费用当然不是208万亿元！这是谁都清楚的。是多少呢？如本文的开头所说，仅只4000亿元！这时，真的让人要喊叫老天爷了。难道是：全国人民需要存起208万亿元，来对付全国0.4万亿元的“医疗风险”吗！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难道这就是我们医疗改革吗？可是，事情很清楚：只要把医疗风险摊到全国人民头上，人民就只能攒钱，以应付医疗，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居民储蓄”也就只能向208万亿元爬进，当然，只能是爬，也永远爬不到。所以，决定“医改”政策的高官们是那么聪明吗？人们地位高了就一定有智慧吗？人们不由会这样问道。所以，按照目前的情况，岂不是说：

如果国家实行免费医疗、承担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仅只需要0.4万亿元！

如果由全国人民每个人自担医疗风险，那就需要208万亿元！

这种算术是不是太过神奇了，人们或许不能接受！让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中国全国人民的“医疗风险”到底有多大？由谁来承担对经济发展更有利？

据卫生部2004年12月公布：城市居民两周患病率为153.2/1000，农村比例是139.5/1000；如果排除季节性影响，由此测算我国年患病人次数为50.8亿。各位看看，有了这个数据，分析情况就更清楚了。50.8亿次，听起来很巨大，实际上并不大。假设13亿人民每人每天看一次病，是多少次呢？为4745亿次。50.8亿次仅达1%。那么，假设13亿人每个星期看一次病，那么50.8亿次达7.5%。再用另一种算法，城市和乡村的“居民两周患病率”，按卫生部公布的数据，为13.9-15.3%。但这是假设全国13亿人每两周看一次病的比率。所以无论怎么算，生病看病的人都是很少数。如果由国家承担这个风险，在宏观经济的总体运行看来，都是最合算、最经济的。可能在国家看来，应由“保险公司”来承担此风险，这样还可以顺便赚些老百姓的钱，更惬意些。我看，由医疗保险公司保险，不是不可以，但中国的保险公司的眼球是仅看着“赚钱”二字，这样就会大大降低人民应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要知道，在美国，人们缴纳医疗保险之外，国家仍需大量投入；据悉，日本是由国家替人民来缴纳保险基金。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免费医疗”就不用说了，在香港澳门也是有医疗保障的。这世界上，甚至连暴君萨达姆和阿富汗塔利班都曾实施“免费医疗”。不错，伊拉克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前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但塔利班有什么呀？所以，不在乎国家是不是富有。把医疗风险推到人民身上，对经济发展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其原因，就是会大大缩小“总需求”。至于有人反对我说：国外的高级医疗也不是公共医疗单位，而是私营医院。我不知道他是否要求中国人民都得到百万富翁般的医疗待遇？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最首要的问题是能够看上病，能住上普通的“单人病房”，而不是豪华的待遇。若是以此来反对国家承担相应责任，也是没有说服力的。

所以，要使得中国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这是目的。不管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忘了这个目的。凡偏离了这个目的、希图从中赚老百姓钱的，都是歪招，都是馊主意，无论学者的话说得多么漂亮。

目前，卫生部公布的调查材料，已经够惊心动魄的了。调查发现：我国有48.9%的居民生病不去看医生，有些人自己买药吃，还有人压根儿不采取任何治疗措施。在去看了病的患者中，经医生诊断该住院治疗却未住院的也达29.6%。还有，调查分析认为，生病未就诊、未住院且未采取任何治疗措施的患者中，有38.2%是由于经济困难；应该住院而未住院患者中，70%是由于经济困难。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达到了41%，远高于一般收入人群。我想，我们国家的高级的有决策权的干部们，仅看看这几个百分比，就应当知道，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人民，应当惭愧得无地自容。

如本文开头所说，国家拿出4000-5000亿元就能把全国人民的免费医疗搞定，为什么不能做呢？

总而言之，国家在全民“医疗保障”中的作用，是不容推卸的，也是推卸不掉的。

李在上文中提到他的文章，在网上找了一下，也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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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 —— 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之疑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志宁 2003.6.4.

2002年12月5日，广东深圳一名大厨师，感染上了一种亟具杀伤力的新型传染病。这标志着人世间所从未有过的新灾难降临，就是后来令人恐怖的萨斯。就因为这个萨斯，中国的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人们可以举出旅游业、餐饮业、商业、航运业、出口等许多方面受到重大影响的例子。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到处起劲地发表文章或演讲，对中国经济做出各种看似很聪明的、又充满自信的预测和分析。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萨斯“冷风暴”式的生活，北京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突然感到，再听这些经济学家预测分析，常常令人烦躁。因为它离我们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似乎太遥远了。今年经济仍可增长8%！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20年之内GDP再翻两番！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在萨斯冰冷的威胁面前，显得毫无感染力了。因为，萨斯一下子凸现出了亿万中国百姓生活最大的难题，这也是多少年笼罩在全国人心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不知经济学家们是否对此有所感悟？就是GDP增长再多，再多建几座大楼，再多建一些经济实体，再多搞一些产品，再多办些证券公司和银行……，是否就能够解决百姓的这个最大难题呢？

我说的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的中国人，甚至是大多数，感觉到自己缺少钱治病！现在人们说，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三大难题，教育、买房、医疗。在我看来，前两项都还有一定的“刚性”。最可怕的是医疗问题！谁都不知道，我需要挣多少钱？我需要存多少钱？就能够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医疗了。人们心里永远没有“着落”，这是最令老百姓内心慌乱的事情。

随便说说，我国多少年来“内需”不足，基本原因显然是：消费主体是穷人，没有钱，何来扩大内需？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敢去“扩大内需”，不敢随意动用自己的小小存款，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必须“存钱”以应付医疗，医药费高昂且为“不时之需”，而且还是个无法预测的“无底洞”。这几个月，无底洞中偶然飞出个妖怪 —— 萨斯，就几乎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吓得个魂飞魄散。

让我们来看事实。

第一名感染萨斯的黄杏初先生是一名大厨师，月收入1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阶层。该收入水平在深圳也是不错的。在全国，那是99%以上的工薪者远远摸不到边的，就是北京2002年的平均工资，据报载也不过是“突破”了年收入1万元。那还是1整年的收入啊！但黄先生此次为了医治萨斯，花了16万元，据称已把多年积蓄花了个精光。他算是个经济富裕的人，能够为了生存抵挡一阵。而同时，国内大量病人却是没有多少钱的穷人，于是便发生了多起萨斯患者的逃跑事件。显然，“逃跑”的原因，并不是怕被“医疗”，而是怕负担不起的医疗费！此次疫情暴发期间，民工是萨斯患者中的“第一大人群”。但是我们的民工，虽然辛苦非常，才能挣几个钱呀。举几个例子，您瞧：

（一）据报道，5月26日上午，一名发烧38.5摄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后却又逃走。为什么？他是被“区区”200元检查费吓跑的。同车的60余名乘客下车后不等医务人员到来检查即纷纷离去。后来这位疑似患者丘川友先生在隔离期间又欠下安贞医院3000元押金，他的艰难可想而知。

（二）5月17日上午11时30分，西安市临潼区靳家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一辆车号为陕AG1011从运城开往西安的依维柯中巴车里，一名叫阿庆的四川彝族青年体温达39度。检查站马上将其送到西铁工程医院拍片检查，经测量阿庆体温38度，常规化验不正常，拍片结果显示其右肺下叶处有片状阴影。临潼非典办流调队将全车17人带到医院留验观察。但后来阿庆先生翻墙逃走。他也是被医疗费吓跑的！

（三）家住辽阳灯塔市铧子镇矾盛居民委的张键先生，于4月22日住进北京市宣武区回民医院，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接受治疗。5月1日他因交不起5000元诊疗费，翌日凌晨从医院逃走，他带着女友乘坐5月2日10点20分的11次列车于当日从北京到沈阳北站，随后打了辆出租车于当晚9点30左右跑回矾盛村。

……

萨斯患者一旦逃走，会把所有的人惊出一身汗来。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好在国内采取了强有力的检查和隔离措施，因此没有出现大量病人“流亡”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萨斯向广大农村的可怕蔓延。一旦出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什么会出现病人逃亡的现象？就是害怕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尽管国家申明，农民的萨斯医疗费全由国家负担，但可能“宣传的力度”不够，民工中弥漫的对医疗费的恐惧并未消失。同时，政策还不够明晰，什么样的人算农民？城市的民工算不算？现在有的地方“农”与“非”的界限已不清晰，如何界定农民？有人从农村到北京务工已经许多年了，还有人从偏远的小城镇来的，自己并没有“责任田”，这些穷人都算不算农民？

再说，具有城市户口的普通收入的人群，就一定能够胜利地担负起萨斯医疗费吗？

萨斯医疗费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判断的关键。历来，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被称为“小病”，但现在，一有发烧，就可能被“疑似”为萨斯，粘上了萨斯的边后，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检查和治疗都是惊人的“高消费”，有的医院竟然“透个视”也要收150元！而若是被检者真的惹了萨斯上身，那就更不得了了。萨斯的治疗费大致需要多少呢？据报道：早期广东省治非典都是先收费的，河源首例病人黄先生，佛山首例病人庞先生，广州的中国１号“毒王”所付医疗费，皆高达人民币20万元或几十万元。据有的媒体估计，国内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平均约为10万元。

10万元一位！非同小可。

另据北京中日医院的估算，非典病人的治疗费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疑似病人一周费用为5000元，普通病人约为200元一天。根据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对北京大学附属多家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100元左右，而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200元左右。

在这高高的“萨斯医疗费”面前，穷人和富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据《京华时报》报道：一位25岁尚未有正式工作的小齐女士，因非典住进北京佑安医院，4月28日出院时才知道：住院费4万多元！ 账单有两页长，收费项目大概有100多个。其中最贵的是日达仙，每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每天注射一支，共计1.7万元。另外凯帝钦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从没听说过的药物的名字。这一下子，小齐不由失声痛哭，夫妇俩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了，他们被病魔没头没脑地、一下子投进了可怕债务的深涧……

所以说，我国大量患者，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面对着医院的账单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涩。

当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一面。据网上消息，财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从高层听说了“非典”的时候还不相信，到了台湾才相信厉害，立刻让手下花10万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飞机，飞回大连。10万元，算什么事！几个小时就花掉了……。看来，富人的生命要贵重多了。

不错，中国是有这样的富豪，但这并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虽然有人说，中国是富豪的中国，但我认为，中国仍然应当是人民的中国。富豪人数极微，因此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显然，不能以他们的豪华标准来制定。但从医院算账的情况来看，接待豪富患者，却正是许多“三级甲等医院”的努力方向。

现在，萨斯病情的传播已经逐渐被控制，情况在变好，人们也终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此次萨斯的突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是此次萨斯最大的受害国，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据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国大陆的萨斯患者总数5328人、占世界总数的64.1%，因萨斯死亡人数328人、占世界总数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地，上述两个比例则为88.6%和90.6%。除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世界上还有27个国家出现了萨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个、加拿大159个、美国66个、越南63个以外，其他国家的累积病例都只达个位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萨斯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大病”。中国对此病的治疗、及未来的预防都应当有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就教训来讲，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调整医疗改革的方向。

1）国家应大力支撑大量医院的硬件建设，这是国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终做好。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基本工作。与其盖那些空置率极高的高楼大厦，不如多盖一些医院，就像发达国家那样，绝大多数人民看病起码在硬件上可以“不发愁”。病房不能像鸽子笼那样拥挤，而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大量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因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环境，而病人才是医疗目的，这样有利于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凡危重病人都应当住单人病房，不致影响周围其他患者的情绪。我们中国人必须改变那种认为老百姓看病、能挤上一张床就不错了的“老观念”。我们应当给中国百姓患者以尊严。另外，有的人则把医院当成一种“医疗市场”，病人只是因陋就简的“消费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档次、无力消费的穷人，花不起钱，所以能看上几分钟病就应当“知足长乐”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连消毒水、口罩都买不起。在吕梁地区90%的村子里没有医务人员，90%的家庭没有任何药品。兴县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谈不上医疗服务。兴县卫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县拨经费1万元左右，人均200元经费，窘况可想而知。在县医院只有一台急救车，已被指定为抢救非典病人专用车。而医院连一台应备的呼吸机都没有，虽然价格只有4万余元。各类病人拖欠医院的费用已经多达49万元。县医院面临的困难，是药品价格飞涨与货源紧缺，一线人员的隔离服装也没有。兴县人口26.8万，大批外流人员已回流，因此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几乎唯一的抗萨斯办法，就是在路口设卡子，不让外地人口进来。不少外国通讯社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国家不能计较经费的投入。据5月3日新闻报道，国家财政将拿出20亿元、地方财政将拿出40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为，国家会将全部萨斯医疗费“包下来”，就是说，对全大陆所有萨斯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因为时至5月30日，全国累计病例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万元医疗费计，不过5.3个亿。国家拿出这点钱，应当毫不为难。但事实却是，国家拿出这点钱很难很难。据北京市所说，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财政就紧急拿出4亿元用于非典。其中2亿元来自市财政资金，2亿元来自区县财政资金。我不明白，到这样紧急时刻，钱却变得这样稀缺！而据报道，我国每年被数千名腐败犯罪分子弄出国的钱，就在1500-2000亿元规模，供其子女在国穷奢极欲，连外国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这两件事一比较，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潜逃出国的钱截住，国内的成克杰副委员长、李嘉廷省长之流先还不说，那区区一点抗萨斯的钱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萨斯，是举国大计。这个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胁就会始终存在。而将来疫苗的生产和推广，也确实需要一笔钱的。

由此，我认为，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问题。

2）我认为，此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经济学界全没有说准。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又稳妥，又便当，谁都爱听。但实际上，萨斯所揭露出来的，是中国的相当数量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其中最为重大的，是医疗问题。近来，人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标题，如《疾病成为居民贫困头号敌人》、《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记者们揭示了许多可怕的情形。据新华社2002年11月报道，经100个城市问卷调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对12个省的抽样调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结论是：疾病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致贫”的头号原因。另据《中国经济时报》5月报道，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有的村里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因为农民就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全县农民患病率高达59%，许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吃的药只有安乃近（4分钱1片）和去痛片（5分钱1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简直是在诅咒，但现在这样的没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鲜见的。至于乡里的卫生院，由于没有病人来，收入很低，入不敷出，连人均800元的医生工资都差着一半。他们怎么办呢？靠“市场经济”来拯救他们吗？另外，《工人日报》5月间也有报道，据调查，中国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在农村中达到45.3%，在城市中为26.3%；而治病就医已成为中国老年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在农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医疗问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至今“社会保障”的第一大问题。全世界无一例外。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其实比吃饭问题更大的，是“呼吸问题”。有外国人说，许多中国人正在吸着世上污染最严重的脏空气，又喝着污染极严重的脏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萨斯再一来，把人的肺搞坏了，连坏空气也吸不成了。无情的萨斯把中国的医疗问题突出出来。医疗，就是要花钱的，不是“公费医疗”，就是“自费医疗”，也是民生的一大问题，因而也是经济问题。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废除“公费医疗”为目标的医疗改革，但它的直接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省钱”。不是省了GDP中的医疗费比例，不是省“个人”的钱，而是省了“公家”的钱。也可能，这些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如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增长率，修个高尔夫球场、盖个豪华写字楼什么的。但国家把本应当对人民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得我们老百姓心里发毛。因为据悉目前美国该比例约占GDP的9%；欧洲许多是所谓“福利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5%。但我们的经济专家说1%很好，因为用于“社会保障”的钱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增长”，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成本”低，还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能够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全体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它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为证明我们中国也有豪华大厦和超级富豪吗？

我们的经济学者很乐于向人们宣讲，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节问题。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广告说，装了防盗门就能“安居乐业”。我想，也许能够安居（尽管欧美国家都不装防盗门），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乐业？

实质上，在任何国家，所有公民的医疗费，都是个带点刚性的常数。它不可能“节省”，只可能“转移”。就说，总量上节省不下来，就看谁来出这笔钱，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由国家来出这笔钱，就像当年周总理所作的那样，好处是人民没有“医疗风险”，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医疗救治，社会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个人来出这笔钱，巨大的患病医疗的风险就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大量的人群会出现看不起病的“心理压迫”和烦躁感，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国家怎么能有“财力”把这样巨大的费用担负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经济学界为什么总爱提这种问题。他们经常会向人民诉说，国家没有钱办这个，没有钱办那个，国家财政很困难，因此要发动起全社会的资金力量。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我不明白，向民间招商，难道我们是清朝吗？谁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所谓“民间资金”。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间资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财产或农村的集体财产转化而来的，许多可以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成的。就是说，当代中国本来是没有什么“民间资金”可言的，现在的所谓“民间资金”，都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明暗方式在20年间急剧转变而来，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转移。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国家“财力”能否担负起全国公民的医疗，这早已不是个问号，而是历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还是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

此时，在现今的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免费医疗这个带点“共产主义味道”的医疗制度，我认为，它也是人道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医疗问题而愁眉不展。在西欧和北欧，据悉都是对全民采用免费医疗的。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前来的外国人亦有此项恩惠。美国采用“医疗保险制度”，据我亲见，90年代初为200多美元一年，覆盖面几乎是美国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对穷人还会有些特殊照顾，因此医疗费用对普通人的压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未实行西欧式的“免费医疗”制度而不满。在日本，虽有医疗保险，但采用国家义务保险方式。在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除“门诊”的药费外，其他急诊或住院医疗费或药费，均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会为“医疗”问题而发愁。

实际上，“免费医疗”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钱国家的专用品，甚至像独裁者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对国内实行了“免费医疗”的规定。他们人民就医的困难，不在于医疗费用负担的问题，而在于缺医少药，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还是会因为“医疗”的疗效而发愁。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医疗费用的总量，基本是一个常数，再怎么节省，再用什么新法子节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用于医疗的费用总量，在GDP中大约占12-14%，这是比较高的。而在全部免费医疗的英国，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医疗费用比例最低，约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国比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较少，其男女寿命却都是世界第一。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国家医疗经费的节省、或改变“医疗费用”流动的程序，都远不能和这个高尚的总目标相比。

历史地说，即使在周恩来时代，我国的“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也远没有达到100%，就是说，还应期待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扩大覆盖面，直至达到覆盖全国每一个人的“免费医疗”。但是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的医疗改革，其方向开始拧着来了。我们的“公费医疗”没有走向全面的“免费医疗”，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经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见了。如果我们80年代以来医疗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节省国家费用，我认为那就弄错了方向。在澳门还是殖民地的时候，50年代有的医院或诊所会每天发放10-20个完全免费的号，因此不少穷人要深夜前去医院排队挂号，以期能挂到“免费号”。尔后，逐渐的，免费号越来越多，人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现在，有的医院如工人医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费医院。这样的医改方向，我看才是没有错的。

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会有同样感受，就是“医疗费用”已逐渐成为个人支出的沉重负担。即使是孩子感冒，一进医院，没有二三百元，简直下不来。西欧国家凡公立医院，对病人就完全是服务性质，或不收费，或收费极低。在我国，医院几乎完全是国家所有，但是却好像不是国家“办”的，因为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就发狂地高收费。在国外，医生是高收入者，但主要通过“工资”，即使在公立医院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文明。而在我国，医生若想要高收入，主要得通过患者的“红包”。而医院要高收入，就要通过高价卖药，高价的各项检查。当然，若是看病费用实在太高时，有关部门也会做些规定，什么药品降价，什么药费明细单据要透明等，但医疗不仅是“药费”问题，所以单纯的药费调价，设法减少“医药代表”等中间剥夺环节，显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另外，有一个现象，现在的医改，特别重的负担正好落到45-60岁的一代人身上，也就是“文革”中被耽误了的那一代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吃尽了苦头，临到年老，“百病”都自动地开始“缠身”时，又失去了医疗改革的关照。今天的年轻一代，大都还是处于身体健康的年龄，收入情况一般也多胜过他们的父母。而更老的一代人多是离退休干部，医疗上虽然照顾不多，但总还不至于为医药费而整日价愁眉苦脸。同时，45-60岁这代人，不少还需承担下岗失业的痛苦，他们还是失业大军的主力。国家在制定医改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年代，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衣食住行问题不能“掩盖”医疗问题。当年人们的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1978-1980年时，全国“工资总额”（已包括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到1997-1999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情况说明，今天我国劳动者拿的依然是不变的“低工资”，但周恩来时的公费医疗、低学费、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得拿工资去买“医疗保险”，经过复杂手续，还得看人家脸色，才能最终得到“保费”。而且只是“大病统筹”，中小病还得自己负担。显然，所谓“医疗保险”并非“医疗保障”。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而“医疗保障”也是“生存权”之重要一面，因此全国从上到下，绝对不可以小视它。

其实，今天也没人否认人们生活水平比周恩来时期好，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试想，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全面战争，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25年来我国公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好像人民生活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来讲去，总讲今天生活有多么好，生活再好，也不能消除“免费医疗”这一具有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问题。

最近看到一些文章和言论,似乎把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城市医保和社区卫生服务作为拯救医改的灵丹妙药.这本来是南辕北辙的事,偏偏有弱智者把它搅在一起.这种混淆概念偷梁换柱的"改革"要是实行了,那才令人恐惧呢.

不可否认,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但是,今后老百姓的腰包能少掏吗?这种投入还不是又变相回流进入利益集团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