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隔离开始
2003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无形地笼罩着中国大地，莫名的疫情扩散得异常迅猛，特别是在首都北京。2003年4月24日凌晨，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实施整体隔离，紧接着，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29号、北方交通大学A、B、C3座学生公寓分别隔离。隔离是在夜间进行的，大量医护人员、急救车，还有警察纷纷来到这些高校的需要被隔离的区域进行工作。由于事先没有通知，几乎所有被隔离的人员一点都不知道情况。被隔离者大多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整个楼道的人看起来都被紧张和慌乱所包围。他们的眼睛被急救车蓝色顶灯的闪烁光影间忙碌的人影所晃动；耳朵里轰鸣着急促的警铃声、楼道中沉闷的脚步声……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个传染病会严重到需要把全体有可能感染的人员全部隔离的地步。这一天凌晨，北京市总共隔离了4 000人，比例是北京人口总数的0.03%。梦中惊醒的人们猛然意识到，一种致命疾病已然正式入侵。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人真的需要被隔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是一个新成立的科研培训组织。在这里，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行病学医护工作者，欧剑鸣是其中之一，李勤与谢淑云是该项目第一期10位学员中仅有的两位女性。李勤与谢淑云负责街道人员、警察、消毒人员、医务人员与配送人员的经费。经济损失数额之巨，实在难以估算。然而这还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刻，城市里增加了两万多颗恐惧不安的心。欧剑鸣心里也同样焦虑不安：如果隔离错了的话，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太大了，而且对于没有病的人来说，有可能会造成交叉感染：本来没事，因为隔离反而得病了。更重要的是，这会造成没有必要的心理恐惧。4月下旬的时候，欧剑鸣同李勤谈到了他的想法，他想为隔离的人群找到解除隔离的方法。只有很少的人遇到过另一些手捧问卷的人，他们的穿着与医生和病毒学家并无两样，但是他们却似乎在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很少有人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通常，他们工作的意义要在很久以后才会显现出来。欧剑鸣、李勤与谢淑云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他们是一个被称作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中的调查人员。在当时，没有人知道，这看似简单的隔离事件背后，有这样曲折离奇的故事。隔离仍在继续。病人在发病前14天所有接触过的人，还有，病人发病后所有接触过的人都在被隔离之列。这些人被称作第一层密接。然而，对于SARS这样的致命病毒，隔离的范围还远不止此。第一层密接在14天内接触过的所有人员将成为第三批被隔离者。在医学上，他们被称作密接的密接。欧剑鸣认为，采取这种隔离方法人数就太多了，但是在当时，在人们对SARS病毒基本还不了解的情况下，北京市采取这种方法，是非常果断与及时的。只是代价太大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迫切需要找到一种办法，可以让没有被感染的市民解除隔离。但是，当这些不知所措的密切接触者被送入隔离区后，一个问题留下了：在如此众多的密切接触者中，怎样才能区分出没有被感染的人群呢？欧剑鸣、李勤与谢淑云想找到问题的答案。
2. 有一种推论
对一种新发传染病的研究工作，一般采用两种途径来进行：一种是病毒学的方法，另一个是流行病学调查的方法，一般病毒学的方法研究的时间要长一些，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在病毒学家没有了解病毒的特性时，了解病毒的传播规律就只剩下另一种手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这种调查并不能医治感染病毒的患者，但是，它可以摸清病人是怎样被感染的，从而掌握病毒的传播方法。欧剑鸣、谢淑云与李勤是中国疾控中心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学员，他们是经验丰富的流行病学调查者。年初，早在SARS疫情在广东爆发的时候，他们对这种疾病的传播规律就有所了解。正是因为他们对广东疫情的研究，使他们认为可以找到解除隔离的有效办法，这个想法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曾光教授对病毒的认识。通过对广东与北京多家医院的大量调查，曾光教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他认为：病人被感染的前期没有传染力。如果被感染者立刻就能传播病毒，那么SARS应该爆发在最亲密的人之间，也就是说，病毒爆发应该出现在家庭而不是医院。所以，在感染初期，病人可能没有传染力。如果SARS病毒的特性如同他们所断言的那样，那么，病人在发病前14天的所有密切接触者都可以解除隔离，相应的，他们的密接也能够被排除掉。如果推论成立，会有至少一半以上的人群没有必要被隔离。但是，怎样才能证明这一推论呢？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也在昼夜奋战。科学家发现，健康人在感染了SARS病毒后，并不会马上发病，而是存在着1～10天的潜伏期。当病毒破坏了人体自身的防御机能后，病人才会进入发病状态。在世卫的官方网站上标明，SARS病毒的潜伏期为1～10天，这一结论成为至关重要的发现。欧剑鸣意识到：潜伏期的发现成为被感染病人的一个分水岭。它使病人在被感染后分成了两个阶段，医护人员们都很清楚，病人在发病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但是病人在潜伏期内有没有传染性呢？这个就不知道了。这里是中国疾控中心总部，流调工作者的办公室就在这座大楼的地下室里。
当世卫组织的研究向全球公布后，他们产生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要想找到解除隔离的方法，就要证明病毒在潜伏期内不具有传染力。在郭桂萍医生的帮助下，李勤逐一与中央财大西塔楼每一个感染了SARS的病人及家属通电话。流行病调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相当枯燥的工作，对于不同的病患及家属，调查者都提出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了解病人的发病史及接触史。与李勤一样，现场流行病学调查人员经常在流调中被拒绝。很多被调查者刚刚经历了生死的一刻，或者因为病魔失去了一生中挚爱的人，在他们尝试着忘记痛苦的时候，调查又一次将他们的记忆带入了冰冷的黑洞。无论是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这都是一段痛苦的过程。调查在不断深入，西塔楼内一共有16位患者，其中有9位病人都与发病后的SARS病人有过接触。这些人没有被处于潜伏期的病人传染，这个结论与李勤的设想相当吻合。但是，存在着另一个不能解释的问题：西塔楼中，还有7位患者明确表示，自己从来没有与已知的SARS病人接触过。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西塔楼内会出现7个不明原因的发病者呢？会不会是病人在潜伏期内就开始传染病毒了呢？找到这7位不明发病者的原因，顿时成为解除隔离人群的关键。病毒，是我们这个星球毒的目的就是生存和繁殖。这次，它通过呼吸道传染。在患者打喷嚏和咳嗽时，病毒借助液滴进行传播，进入到周围人群的口鼻中。进入新的宿主后，病毒立刻攻击并且劫持细胞。一个被感染的细胞能够生产出1万个新病毒。它们将在瞬间感染体内1万个健康的细胞。仅仅6个小时后，这1万个细胞又会再次生产出1亿个新病毒。意大利医生卡洛·乌尔巴尼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在他刚刚把这种病毒命名为SARS的时候，就被它夺去了生命。谢淑云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一种概率研究，要调查在潜伏期接触的人群当中，发病的概率有多大。如果它发病概率很低的话，说明接触潜伏期病人，感染的几率就很小。”为了寻找到潜伏期不传染的证据，谢淑云继续积水潭医院的调查，在医院中，病人的发病时间都记录在案。在档案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的患者都是因为与发病病人接触后而被感染的。但是，谢淑云找不到该医院第一个发病者的感染原因。而这成为她调查的关键所在。这是一次详尽的调查。谢淑云想了解这惟一一位不明原因患者的感染情况，如果他是被发病后的病人感染的，那么，这条传播链上就没有潜伏期具备传染性的案例。这将是解除2万名隔离者的最佳证据。通过大量的资料收集，谢淑云认为自积水潭医院的第一名SARS病人是一位91岁的陈姓老者。老人于3月24日发病，开始呈现SARS的迹象，他的病情扩展极快，仅仅5天后便抢救无效死亡。通过发病时间，谢淑云判断，老人被感染的时间应该是3月20日。这不是胡乱的猜测，谢淑云有自己的分析。世界卫生组织证明，SARS病毒有1～10天的潜伏期。老人于3月24日发病，因此他的感染日期就应该考虑在3月14日到3月23日之间。而在这段日子里，老人的经历很简单。谢淑云知道，老人在这段时间只出过一次家门，那就是3月20日去医院照脑部CT。如果老人被感染，3月20日就成为惟一的时间。而此时，谢淑云最想知道的是，3月20日那一天，在这位91岁高龄的老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5月3日，隔离仍在继续。被隔离者反映 ：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我隔离进来，我没有得病，居委会找到我，他们得到通知，我有一位同事被确定为疑似病人，所以他们要把我隔离进来。”“我很害怕，我们楼里有SARS病人，他们就把我们隔离在楼里，这等于是把健康的人同病毒关在了一起。” 3. 淘大花园的情景重现
当李勤他们在对SARS病毒进行调查的时候，病人常常感到很痛苦。因为很多病人，他们或许刚刚失去了亲人，或许自己的患病过程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每一次调查的时候，就要重新唤起他们这些痛苦的回忆。所以在调查的时候，有些病人就对他们说：“你们可不可以不再调查了？我们回忆起来挺难受的。”其实在调查的时候，李勤他们也很难受，但是没有办法，他们还要调查下去，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李勤再一次来到财大，她必须找到财大7位不明感染者的病因，这将成为财大传播链上最重要的调查环节。如果不能排除掉他们被潜伏期病人感染的可能性，那么，人们永远
也不能为隔离人群找到解除隔离的办法。李勤认为，感染事故很有可能是香港淘大花园的再现。淘大花园E座的集体感染是一起排水系统污染事件，作为流行病专家，李勤对这件事知之甚深。在淘大花园，人们在卫生间洗完澡后，通常用拖布将地面擦干，致使地漏内U型管长年没有进水而被风干，整个排水系统因没有污水的阻隔而连成一片。一旦排风扇打开，被病毒附着的空气将顺排水系统进入到E座的各家各户。那么，财大的未知感染事件会不会是因为排水系统造成的呢？通过郭大夫的帮助，李勤很快找到这7户被感染人家的门牌号码，然而，数字却显示出令人迷惑的结果。门牌号的排列十分无序。以淘大花园的经验来看，如果是通过排水系统传染，那么这些门牌号应该显示为同一排水系统下的单元，比如说，门牌号应该是不同层位的同一位置，像1503、1603、1703、1803。但是这些毫不相干的门牌号码表示，这7户人家至少处于4处不同的排水管道内，它们并不存在连通的可能性。为了摸清实际情况，李勤与郭桂萍决定到西塔楼走一趟，实地采访这7户被感染的人家。在这里，李勤发现另一点不同。这里的地漏根本不存在风干的问题，它们是常年存水的。这样看来，情况与淘大花园并不相同，7位病患并非因为排水系统而被感染。那么，他们究竟是因为什么开始生病的呢？流行病调查陷入了僵局，此时，在北京，成千上万的隔离者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正系在几位毫不起眼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者身上。隔离者们痛苦万分：“那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你不知道病毒在什么地方，它可能在空气里，在水里。它可能会顺着门缝钻进来。”此时，正在被隔离的人们并不知道，在隔离线外，有人正在为解除隔离寻找着办法。2003年春，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所面临的最恐怖的一个4月，SARS病毒的攻击范围在逐渐扩大，自从北京发现第一例SARS病人后，短短两个月内，
北京市内所有区县都出现了SARS患者。4月中旬，中国科学组织华大基因测出SARS病毒的基因序列，人们可以看到，SARS是冠状病毒的变异体。人类对它毫无免疫力，一旦被感染，就有生命危险。现在，一个高传染性、高突变性的病毒正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穿行，没有任何一家医学组织可以声称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人们对抗病毒的手段只有一个：隔离。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调查者正在努力寻找科学的方法，使隔离区的健康人解除隔离，证明病毒在潜伏期内没有传染性，是这个设想成立的惟一机会。而他们寻找的答案，在中央财经大学家属楼与积水潭医院之中。
4. 最后一个感染的名单
隔离对人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恐惧。以前还不相信，总觉得不至于！而在调查中，李勤才真正体会到，人们对病毒的害怕真的就像那部美国电影《恐怖地带》一样。如果不是这一回政府的工作做得好，很可能会有闯关的事情发生。有很多人在电话里说，他们会担心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5月初的财大，因为非典的缘故，很少有访客来临。李勤再次来到这里，开始回过头重新分析病人的情况。这里7名病人的感染原因仍然不明，按照流行病的调查方法，李勤再一次收集与分析资料，在郭大夫的帮助下，李勤突然看到了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名字。资料显示，这名新记录的病人是29号楼的电梯工，他也是一名SARS患者，发病时间为4月7日。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办公室内，李勤在为这名新发现的病人输入数据。这些数据包括病人的职业、性别、年龄以及发病时间。发病时间是流行病调查者最关注的数据，它是确定潜伏期内有无传染性的关键。李勤输入完新病人的全部资料，她重新浏览，确认没有遗漏，然后，用制表软件将发病时间排序。当鼠标确定的一刹那，李勤突然意识到，这名病人非比寻常。从图表上可以清晰看到，除了老教授以外，电梯工是财大宿舍楼内第二名发病者。也就是说，电梯工是老教授传染的第一个病人。而这名病人的身份却相当特殊，他是一个电梯工，负责运送全楼居民的出入。那么，他，会不会是楼内7位不明原因患者的传播源呢？李勤立刻给7位患者拨通了电话。调查结束后，她相信自己掌握了不明传播的真实情况。第二天一早，李勤再一次赶到西塔楼，在这里，她回溯到4月初的一幕。电梯工自4月7日开始发烧，他出现发热、胸闷、气喘等等迹象，然而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感到自己得了感冒。开始，他并不在意，他带病坚持上班，一连7天，从不迟到早退。然而，他没有想到，在电梯中，病毒正在入侵着每一个过往的乘客。 | 
发表于 2005-7-10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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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0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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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7-10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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