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在上文中提到他的文章，在网上找了一下，也转于此。 ------------------------------------------------- 中国百姓的最大难题
—— 中国医疗改革的方向之疑惑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李志宁 2003.6.4.
2002年12月5日，广东深圳一名大厨师，感染上了一种亟具杀伤力的新型传染病。这标志着人世间所从未有过的新灾难降临，就是后来令人恐怖的萨斯。就因为这个萨斯，中国的经济生活受到很大影响，人们可以举出旅游业、餐饮业、商业、航运业、出口等许多方面受到重大影响的例子。国内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到处起劲地发表文章或演讲，对中国经济做出各种看似很聪明的、又充满自信的预测和分析。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萨斯“冷风暴”式的生活，北京又处在漩涡的中心，我突然感到，再听这些经济学家预测分析，常常令人烦躁。因为它离我们老百姓的现实生活似乎太遥远了。今年经济仍可增长8%！中国经济仍然充满活力！20年之内GDP再翻两番！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在萨斯冰冷的威胁面前，显得毫无感染力了。因为，萨斯一下子凸现出了亿万中国百姓生活最大的难题，这也是多少年笼罩在全国人心头上的一个巨大阴影。不知经济学家们是否对此有所感悟？就是GDP增长再多，再多建几座大楼，再多建一些经济实体，再多搞一些产品，再多办些证券公司和银行……，是否就能够解决百姓的这个最大难题呢？
我说的这个中国老百姓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的中国人，甚至是大多数，感觉到自己缺少钱治病！现在人们说，中国百姓的生活是三大难题，教育、买房、医疗。在我看来，前两项都还有一定的“刚性”。最可怕的是医疗问题！谁都不知道，我需要挣多少钱？我需要存多少钱？就能够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医疗了。人们心里永远没有“着落”，这是最令老百姓内心慌乱的事情。
随便说说，我国多少年来“内需”不足，基本原因显然是：消费主体是穷人，没有钱，何来扩大内需？我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敢去“扩大内需”，不敢随意动用自己的小小存款，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们必须“存钱”以应付医疗，医药费高昂且为“不时之需”，而且还是个无法预测的“无底洞”。这几个月，无底洞中偶然飞出个妖怪
—— 萨斯，就几乎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吓得个魂飞魄散。 让我们来看事实。 第一名感染萨斯的黄杏初先生是一名大厨师，月收入1万元以上，属于高收入阶层。该收入水平在深圳也是不错的。在全国，那是99%以上的工薪者远远摸不到边的，就是北京2002年的平均工资，据报载也不过是“突破”了年收入1万元。那还是1整年的收入啊！但黄先生此次为了医治萨斯，花了16万元，据称已把多年积蓄花了个精光。他算是个经济富裕的人，能够为了生存抵挡一阵。而同时，国内大量病人却是没有多少钱的穷人，于是便发生了多起萨斯患者的逃跑事件。显然，“逃跑”的原因，并不是怕被“医疗”，而是怕负担不起的医疗费！此次疫情暴发期间，民工是萨斯患者中的“第一大人群”。但是我们的民工，虽然辛苦非常，才能挣几个钱呀。举几个例子，您瞧：
（一）据报道，5月26日上午，一名发烧38.5摄氏度的疑似非典患者在北京302路公交车上两次昏倒，被送到医院发烧门诊后却又逃走。为什么？他是被“区区”200元检查费吓跑的。同车的60余名乘客下车后不等医务人员到来检查即纷纷离去。后来这位疑似患者丘川友先生在隔离期间又欠下安贞医院3000元押金，他的艰难可想而知。
（二）5月17日上午11时30分，西安市临潼区靳家检查站，检查人员发现一辆车号为陕AG1011从运城开往西安的依维柯中巴车里，一名叫阿庆的四川彝族青年体温达39度。检查站马上将其送到西铁工程医院拍片检查，经测量阿庆体温38度，常规化验不正常，拍片结果显示其右肺下叶处有片状阴影。临潼非典办流调队将全车17人带到医院留验观察。但后来阿庆先生翻墙逃走。他也是被医疗费吓跑的！
（三）家住辽阳灯塔市铧子镇矾盛居民委的张键先生，于4月22日住进北京市宣武区回民医院，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接受治疗。5月1日他因交不起5000元诊疗费，翌日凌晨从医院逃走，他带着女友乘坐5月2日10点20分的11次列车于当日从北京到沈阳北站，随后打了辆出租车于当晚9点30左右跑回矾盛村。
…… 萨斯患者一旦逃走，会把所有的人惊出一身汗来。但从总的情况来看，好在国内采取了强有力的检查和隔离措施，因此没有出现大量病人“流亡”的情况。否则，就会出现萨斯向广大农村的可怕蔓延。一旦出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为什么会出现病人逃亡的现象？就是害怕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尽管国家申明，农民的萨斯医疗费全由国家负担，但可能“宣传的力度”不够，民工中弥漫的对医疗费的恐惧并未消失。同时，政策还不够明晰，什么样的人算农民？城市的民工算不算？现在有的地方“农”与“非”的界限已不清晰，如何界定农民？有人从农村到北京务工已经许多年了，还有人从偏远的小城镇来的，自己并没有“责任田”，这些穷人都算不算农民？
再说，具有城市户口的普通收入的人群，就一定能够胜利地担负起萨斯医疗费吗？ 萨斯医疗费到底有多高？这是一个判断的关键。历来，头疼脑热、发烧感冒，都被称为“小病”，但现在，一有发烧，就可能被“疑似”为萨斯，粘上了萨斯的边后，随后而来的一系列检查和治疗都是惊人的“高消费”，有的医院竟然“透个视”也要收150元！而若是被检者真的惹了萨斯上身，那就更不得了了。萨斯的治疗费大致需要多少呢？据报道：早期广东省治非典都是先收费的，河源首例病人黄先生，佛山首例病人庞先生，广州的中国１号“毒王”所付医疗费，皆高达人民币20万元或几十万元。据有的媒体估计，国内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平均约为10万元。
10万元一位！非同小可。 另据北京中日医院的估算，非典病人的治疗费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疑似病人一周费用为5000元，普通病人约为200元一天。根据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对北京大学附属多家医院的调查结果显示：一个轻症非典病人每天的各种花费在1100元左右，而重症病人每天费用3200元左右。
在这高高的“萨斯医疗费”面前，穷人和富人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面。 据《京华时报》报道：一位25岁尚未有正式工作的小齐女士，因非典住进北京佑安医院，4月28日出院时才知道：住院费4万多元！
账单有两页长，收费项目大概有100多个。其中最贵的是日达仙，每支是850元。在住院的后20天，她每天注射一支，共计1.7万元。另外凯帝钦每支53.6元、CT每次510元，以及一些她从没听说过的药物的名字。这一下子，小齐不由失声痛哭，夫妇俩原本平静的生活就完全被改变了，他们被病魔没头没脑地、一下子投进了可怕债务的深涧……
所以说，我国大量患者，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患者，都会面对着医院的账单而目瞪口呆、感到生活的苦涩。 当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还有另一面。据网上消息，财富排行榜上的大富豪徐明在北京从高层听说了“非典”的时候还不相信，到了台湾才相信厉害，立刻让手下花10万元在香港包了一架八座小飞机，飞回大连。10万元，算什么事！几个小时就花掉了……。看来，富人的生命要贵重多了。
不错，中国是有这样的富豪，但这并不能成为民族的骄傲。虽然有人说，中国是富豪的中国，但我认为，中国仍然应当是人民的中国。富豪人数极微，因此我们国家的医疗政策也好，医疗改革也好，显然，不能以他们的豪华标准来制定。但从医院算账的情况来看，接待豪富患者，却正是许多“三级甲等医院”的努力方向。
现在，萨斯病情的传播已经逐渐被控制，情况在变好，人们也终于得以稍稍松一口气。但是，此次萨斯的突袭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我们若从世界的眼光来看，中国是此次萨斯最大的受害国，北京是世界最大的受害城市。据材料，截至2003年5月30日，中国大陆的萨斯患者总数5328人、占世界总数的64.1%，因萨斯死亡人数328人、占世界总数的43.5%。如果再加上香港和台湾两地，上述两个比例则为88.6%和90.6%。除了大陆和台港澳地区外，世界上还有27个国家出现了萨斯患者，但是除新加坡206个、加拿大159个、美国66个、越南63个以外，其他国家的累积病例都只达个位数。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萨斯可以算是一种“中国大病”。中国对此病的治疗、及未来的预防都应当有较大的贡献。
我认为，就教训来讲，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调整医疗改革的方向。 1）国家应大力支撑大量医院的硬件建设，这是国家必须做好的事情。而且是不得不做的事，拖到哪一年也要最终做好。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对自己人民负责的政府的基本工作。与其盖那些空置率极高的高楼大厦，不如多盖一些医院，就像发达国家那样，绝大多数人民看病起码在硬件上可以“不发愁”。病房不能像鸽子笼那样拥挤，而应当像西方国家那样，有大量单人房间和双人房间，因为“病人”需要好的治病环境，而病人才是医疗目的，这样有利于患者尽快恢复健康。凡危重病人都应当住单人病房，不致影响周围其他患者的情绪。我们中国人必须改变那种认为老百姓看病、能挤上一张床就不错了的“老观念”。我们应当给中国百姓患者以尊严。另外，有的人则把医院当成一种“医疗市场”，病人只是因陋就简的“消费者”，由于大多都是低档次、无力消费的穷人，花不起钱，所以能看上几分钟病就应当“知足长乐”了，这是几十年从未改变过的“中国观念”，其实非常糟糕。我记得，用庚子赔款建起的老医院、如协和医院，在50年代还保留着洋人办医院的老风格，那时医院洁净安谧，到处墙上都贴有一个“静”字，医生护士走路都像猫一样，悄无声息。医务人员均恪尽职守，起码都很和蔼，基本没有陪床的家属，全不像今天国内医院，几乎都如乱哄哄的“自由市场”一般嘈杂。好像咱们中国人就得这么吵吵嚷嚷的一副德行。
我想，我们中国老百姓就是生病了，也应当是有尊严的人，怎么一到医院都变了“孙子”，低三下四，还愁着不知怎样才能巴结上人家。现今中国的医院是“卖方市场”，买主（患者）在这里永远抬不起头来。
这一点我们未和发达世界“接轨”。在西方国家，医院不是“市场化”的，像学校一样，属于“非营利性机构”，不允许以盈利为目的，否则就是违法。在西欧、北欧，全体人民、包括外国人都可以享受到“免费医疗”。在美国，是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为防止医院因收费问题而延误治疗，所以法律规定医院不得询问病人能否交钱。先抢救、先看病，其他一切都以后再说，否则即是违法。这是用法律来保障医院对公民的“人道主义服务”。另外，平心而论，欧美医生的人文关怀观念比国内为强。当年白求恩来到八路军的医院，有一次和一位院长一起穿过简陋病房去自己的办公室，院长径直走向办公室。白求恩说，您怎么能这样走过去呢？来，我做给你看。白求恩走进来，和每一个伤病员都亲切打了招呼，嘘寒问暖，问伤情，还不断鼓励他们说：小伙子，好样的！孩子，你很快又可以回前线打鬼子了。然后才向战士们道别，走回自己办公室。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医护人员不可能都像白求恩那样。环境全不一样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大量“国有”的医院，国家并不怎么予以财政上的坚强支持，而是让它们在“市场经济”中去自己拼搏、自负盈亏，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事情。经济学家以为，若什么都市场化、民营化了，就解决了一切问题，而近来抗萨斯的实践证明，这显然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果医院仍都像这些年那样，只要交不上预付款，即使是危重病人，即使流血不止，即使心脏病发作，也不做抢救，任其死在挂号室窗前，那么萨斯还能控制得住吗？整个民族岂不要出大乱子？所以显然，“市场化”这一药方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点人们千万要清醒。
为防止整个国家爆发大乱，5月1日国家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医院对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严格执行先救治、后结算费用”的规定。而在4月16日，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也已发文要求医院先接病人后结算。这当然是正确的，否则因“收费问题”非典一旦控制不住，那以后就不知还要花多少钱了。但仅只如此，是否解决了“费用”问题了呢？尚没有。尽管医院方面对非典已经“先予以救治”，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有的医院是出院时账目要结清，不能拖欠，使非典患者非常为难。多数患者得非典，并不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是传染病乃从天而降。无奈天道不公，萨斯又多是袭击那些没钱的穷人。同时，医院方面也在使劲抱怨，上面只有“你们先治吧”一句话，给了政策，但国家的钱并没有及时拨下来，医院纷纷述说经费紧张，入不敷出，有的医院还说下月只好去银行贷款了。
由于医院都得“自负盈亏”，所以，没有了买主（病人），医院就受不了了。自从萨斯在北京爆发后，往日熙熙攘攘的医院，忽然门庭冷落车马稀，住院病人也不敢来了，这给医院带来非常大的财政压力。如北京天坛医院这个三级甲等医院，过去日门诊量在
3000人以上，5月中旬下降到800以下，据称仅住院费一个月的损失就超过1000万元。所以，一方面是萨斯的诊治费用一时收不上来，另方面是一般病人不来了。他们这才发现：病人是衣食父母。但以后恢复正常时，是否医院就会开始善待病人了呢？我认为还是不可能的。这是非常时期，因此改变不了医院的“市场观念”，而只有医疗制度的改变，才能真正改变人们的观念。是存在决定观念，而不是观念决定存在。但我们的制度能否改变呢？难。
这里讲的是北京的医院，在我国，目前县级以下的医疗机构，还是相当简陋的。这也是个极大的问题。假若萨斯真的冲向农村，我们的县乡级医疗单位的“硬件”能否抵挡得住？我们在《南方周末》上看到对山西吕梁地区的贫困县兴县圪塔坡村的采访，深感惊心动魄。他们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元，老百姓连消毒水、口罩都买不起。在吕梁地区90%的村子里没有医务人员，90%的家庭没有任何药品。兴县绝大部分乡镇卫生院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几乎谈不上医疗服务。兴县卫生防疫站有50多人，每年县拨经费1万元左右，人均200元经费，窘况可想而知。在县医院只有一台急救车，已被指定为抢救非典病人专用车。而医院连一台应备的呼吸机都没有，虽然价格只有4万余元。各类病人拖欠医院的费用已经多达49万元。县医院面临的困难，是药品价格飞涨与货源紧缺，一线人员的隔离服装也没有。兴县人口26.8万，大批外流人员已回流，因此当时压力很大。所以，在广大的贫困农村，几乎唯一的抗萨斯办法，就是在路口设卡子，不让外地人口进来。不少外国通讯社还拿这当个“新闻”，并发有照片。是啊，我们的农民弟兄还有什么更好的法子呢？
我想，在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国家不能计较经费的投入。据5月3日新闻报道，国家财政将拿出20亿元、地方财政将拿出40亿元，用于“非典”的防治。我本以为，国家会将全部萨斯医疗费“包下来”，就是说，对全大陆所有萨斯病人实行“免费医疗”。因为时至5月30日，全国累计病例为5328名，即使按人均10万元医疗费计，不过5.3个亿。国家拿出这点钱，应当毫不为难。但事实却是，国家拿出这点钱很难很难。据北京市所说，早在4月25日北京市财政就紧急拿出4亿元用于非典。其中2亿元来自市财政资金，2亿元来自区县财政资金。我不明白，到这样紧急时刻，钱却变得这样稀缺！而据报道，我国每年被数千名腐败犯罪分子弄出国的钱，就在1500-2000亿元规模，供其子女在国穷奢极欲，连外国的富人都看得傻了眼。这两件事一比较，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可怎么想呢？我想，若是真能够有效打击腐败分子，只要能把潜逃出国的钱截住，国内的成克杰副委员长、李嘉廷省长之流先还不说，那区区一点抗萨斯的钱又算什么呢？
而抵抗萨斯，是举国大计。这个事，不真正弄出疫苗，威胁就会始终存在。而将来疫苗的生产和推广，也确实需要一笔钱的。 由此，我认为，不能不重新考虑我国医疗改革的方向问题。 2）我认为，此次萨斯对经济的影响问题，经济学界全没有说准。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经济增长率”上，又稳妥，又便当，谁都爱听。但实际上，萨斯所揭露出来的，是中国的相当数量老百姓的贫困问题，其中最为重大的，是医疗问题。近来，人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很多醒目的标题，如《疾病成为居民贫困头号敌人》、《医疗费是中国农民的最大负担》。记者们揭示了许多可怕的情形。据新华社2002年11月报道，经100个城市问卷调查，66.2%的低保家庭有人患大病或慢性病；另有对12个省的抽样调查中，有病人的低保家庭占68.9%。结论是：疾病正成为许多城市居民“致贫”的头号原因。另据《中国经济时报》5月报道，在甘肃省积石山县有的村里已经连续几年没有一个孩子在医院出生，因为农民就连去医院的钱都没有。全县农民患病率高达59%，许多人只能在家里等死。他们吃的药只有安乃近（4分钱1片）和去痛片（5分钱1片）。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他老人家简直是在诅咒，但现在这样的没有同情心的干部是很不鲜见的。至于乡里的卫生院，由于没有病人来，收入很低，入不敷出，连人均800元的医生工资都差着一半。他们怎么办呢？靠“市场经济”来拯救他们吗？另外，《工人日报》5月间也有报道，据调查，中国的老年人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在农村中达到45.3%，在城市中为26.3%；而治病就医已成为中国老年人最为担忧的问题，在农村中有57%、城市中有50.2%的老年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中国，“医疗保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医疗问题，可以说是人类文明至今“社会保障”的第一大问题。全世界无一例外。 有人说，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吃饭问题。其实比吃饭问题更大的，是“呼吸问题”。有外国人说，许多中国人正在吸着世上污染最严重的脏空气，又喝着污染极严重的脏水，怎么能不容易生病？我看，萨斯再一来，把人的肺搞坏了，连坏空气也吸不成了。无情的萨斯把中国的医疗问题突出出来。医疗，就是要花钱的，不是“公费医疗”，就是“自费医疗”，也是民生的一大问题，因而也是经济问题。
尽管改革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废除“公费医疗”为目标的医疗改革，但它的直接结果，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省钱”。不是省了GDP中的医疗费比例，不是省“个人”的钱，而是省了“公家”的钱。也可能，这些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干点别的，如搞经济建设，搞经济增长率，修个高尔夫球场、盖个豪华写字楼什么的。但国家把本应当对人民的“医疗费”省下来，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社会保障资金”在GDP中只占1%，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得我们老百姓心里发毛。因为据悉目前美国该比例约占GDP的9%；欧洲许多是所谓“福利国家”，这个比例高达15%。但我们的经济专家说1%很好，因为用于“社会保障”的钱少了，就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增长”，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的“成本”低，还是我们相对于西方国家能够经济快速增长的“优势”。我不明白，如果这个“经济增长”不能有效地保障国家全体公民的生活、教育和医疗，它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为证明我们中国也有豪华大厦和超级富豪吗？
我们的经济学者很乐于向人们宣讲，欧洲“福利国家”在经济上是如何有“弊病”，是如何混不下去。但我想，只要人民生活有完全的保障，弊病再多也是枝节问题。人民如何能够“安居乐业”？广告说，装了防盗门就能“安居乐业”。我想，也许能够安居（尽管欧美国家都不装防盗门），但人民收入如此之低，病都看不起，怎么能乐业？
实质上，在任何国家，所有公民的医疗费，都是个带点刚性的常数。它不可能“节省”，只可能“转移”。就说，总量上节省不下来，就看谁来出这笔钱，是国家还是个人？如果由国家来出这笔钱，就像当年周总理所作的那样，好处是人民没有“医疗风险”，几乎人人都可以得到医疗救治，社会安定，人民有“幸福感”。而如果由个人来出这笔钱，巨大的患病医疗的风险就摊到每一个人身上，大量的人群会出现看不起病的“心理压迫”和烦躁感，那么社会是不可能安定的。
但是国家怎么能有“财力”把这样巨大的费用担负起来呢？ 我一直不知道经济学界为什么总爱提这种问题。他们经常会向人民诉说，国家没有钱办这个，没有钱办那个，国家财政很困难，因此要发动起全社会的资金力量。这是他们的习惯。但我不明白，向民间招商，难道我们是清朝吗？谁都知道，文革及此前，中国社会根本没有所谓“民间资金”。8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间资金”，可以说绝大部分是由全民的公有财产或农村的集体财产转化而来的，许多可以说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成的。就是说，当代中国本来是没有什么“民间资金”可言的，现在的所谓“民间资金”，都是“国家资金”以各种明暗方式在20年间急剧转变而来，其中有不少是非法的转移。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用问。国家“财力”能否担负起全国公民的医疗，这早已不是个问号，而是历史。在目前的世界，它仍然还是许多国家活生生的现实。
此时，在现今的世界，许多国家采取了免费医疗这个带点“共产主义味道”的医疗制度，我认为，它也是人道主义的、高度文明和对本国公民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西方国家，人们不会为自己的医疗问题而愁眉不展。在西欧和北欧，据悉都是对全民采用免费医疗的。不仅对本国公民，而且对前来的外国人亦有此项恩惠。美国采用“医疗保险制度”，据我亲见，90年代初为200多美元一年，覆盖面几乎是美国土地上的所有的人，对穷人还会有些特殊照顾，因此医疗费用对普通人的压力并不大。但是，仍有不少美国人对于美国未实行西欧式的“免费医疗”制度而不满。在日本，虽有医疗保险，但采用国家义务保险方式。在俄罗斯等原苏联国家，除“门诊”的药费外，其他急诊或住院医疗费或药费，均由国家负担。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都不会为“医疗”问题而发愁。
实际上，“免费医疗”制度并不是西方有钱国家的专用品，甚至像独裁者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还有像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对国内实行了“免费医疗”的规定。他们人民就医的困难，不在于医疗费用负担的问题，而在于缺医少药，也没有好的医疗设备。所以，这些国家的公民，还是会因为“医疗”的疗效而发愁。
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医疗费用的总量，基本是一个常数，再怎么节省，再用什么新法子节省，也省不下多少。就是省下了些须，也没有什么意义？在美国，用于医疗的费用总量，在GDP中大约占12-14%，这是比较高的。而在全部免费医疗的英国，可能要占10%左右。在日本，医疗费用比例最低，约占6-8%。原因可能是，日本国比较注重人民的健康防病，日本人看病较少，其男女寿命却都是世界第一。
对于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来说，人民健康是第一位的事，而国家医疗经费的节省、或改变“医疗费用”流动的程序，都远不能和这个高尚的总目标相比。
历史地说，即使在周恩来时代，我国的“公费医疗”的覆盖面也远没有达到100%，就是说，还应期待在经济发展中继续扩大覆盖面，直至达到覆盖全国每一个人的“免费医疗”。但是80年代以后，我国实施的医疗改革，其方向开始拧着来了。我们的“公费医疗”没有走向全面的“免费医疗”，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使人民已经得到的福利也大大的不见了。如果我们80年代以来医疗改革主要考虑的，是节省国家费用，我认为那就弄错了方向。在澳门还是殖民地的时候，50年代有的医院或诊所会每天发放10-20个完全免费的号，因此不少穷人要深夜前去医院排队挂号，以期能挂到“免费号”。尔后，逐渐的，免费号越来越多，人们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也越来越好。现在，有的医院如工人医院，就已成了完全的免费医院。这样的医改方向，我看才是没有错的。
现在，很多北京人都会有同样感受，就是“医疗费用”已逐渐成为个人支出的沉重负担。即使是孩子感冒，一进医院，没有二三百元，简直下不来。西欧国家凡公立医院，对病人就完全是服务性质，或不收费，或收费极低。在我国，医院几乎完全是国家所有，但是却好像不是国家“办”的，因为医院要自负盈亏，所以就发狂地高收费。在国外，医生是高收入者，但主要通过“工资”，即使在公立医院也是如此。这是一种文明。而在我国，医生若想要高收入，主要得通过患者的“红包”。而医院要高收入，就要通过高价卖药，高价的各项检查。当然，若是看病费用实在太高时，有关部门也会做些规定，什么药品降价，什么药费明细单据要透明等，但医疗不仅是“药费”问题，所以单纯的药费调价，设法减少“医药代表”等中间剥夺环节，显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另外，有一个现象，现在的医改，特别重的负担正好落到45-60岁的一代人身上，也就是“文革”中被耽误了的那一代人。这是不公正的。他们吃尽了苦头，临到年老，“百病”都自动地开始“缠身”时，又失去了医疗改革的关照。今天的年轻一代，大都还是处于身体健康的年龄，收入情况一般也多胜过他们的父母。而更老的一代人多是离退休干部，医疗上虽然照顾不多，但总还不至于为医药费而整日价愁眉苦脸。同时，45-60岁这代人，不少还需承担下岗失业的痛苦，他们还是失业大军的主力。国家在制定医改政策时，应当考虑到这一点。
当然，今天比起周恩来年代，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衣食住行问题不能“掩盖”医疗问题。当年人们的工资很低，如经济形势很好的1965年全国全民所有制职工工资总额为235亿元（未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农民），在当年的“国民收入”（相似于GDP）1387亿元中占16.9%；而我国1978-1980年时，全国“工资总额”（已包括各种所有制）在GDP中的比例，为15.7%，16.0%和17.1%，保持了周恩来时期的惯性。但到1997-1999年，竟然降到12.6%，11.7%和12.1%。情况说明，今天我国劳动者拿的依然是不变的“低工资”，但周恩来时的公费医疗、低学费、低房租这些属于“社会保障”的内容，今天已经没有了。人们得拿工资去买“医疗保险”，经过复杂手续，还得看人家脸色，才能最终得到“保费”。而且只是“大病统筹”，中小病还得自己负担。显然，所谓“医疗保险”并非“医疗保障”。这一点应当弄清楚。而“医疗保障”也是“生存权”之重要一面，因此全国从上到下，绝对不可以小视它。
其实，今天也没人否认人们生活水平比周恩来时期好，这也是历史的正常现象。试想，既没有大跃进、没有不准私养鸡鸭的人民公社，又没有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全面战争，我们在和平时期和“工业化”条件下发展了25年，人民生活再没有一点提高，那还成什么话说？实际上，25年来我国公布的经济发展速度比“四小龙”要快不少，好像人民生活应当提得更高得多才对。所以，我们不要讲来讲去，总讲今天生活有多么好，生活再好，也不能消除“免费医疗”这一具有生命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巨大社会问题。 | 
发表于 2005-2-16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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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23 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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