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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福大哥

阿福大哥

本帖最后由 将军牛牛 于 2012-7-5 08:18 编辑

阿福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比我高五届,正好也年长我五岁。
       他是南京人,戴付近视眼镜,瘦瘦的高个,像根麻杆。整天笑模笑样,待人特别和气。他们班同学常拿他寻开心,上小课老师需要活人做示范时,大伙儿合伙儿“推荐”的全是他,不由分说揪住他把他放倒摆平,弄得他哭笑不得,只得任人摆布。他社交能力强,几乎所有人都能与他合的来,自从我认识他后,常看到他辍课带人出去看病,是个爱为别人排忧解难的人。
    九、十两个班教室和宿舍相邻,又常合在一起上课,我们俩成了天然搭档。有时侯四个班合在一起在268教室上大课,谁先到,就用书本为对方占个位。他数理化基础好,要是“文革”迟来一年,他就进了大学里了。我们在学习上的交集不多,因为我们都学有余力,各有所长。专业课中牵涉的理科知识不太多,也不深,我完全能听懂。
    阿福是插队知青,在农村当过赤脚医生,受过简短的培训。城里大医院的医生下放去农村很多,他们的空缺就由农村的赤脚医生轮流顶替,这是在某个时期内部分地区相当时兴的做法。既然贫下中农可以占领学校,那么赤脚医生完全可以占领医院,何况还有伟大领袖的“六二六指示”作后盾呢。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句话,只是“六二六指示”的结束语,这是阿福告诉我的。阿福说该指示全文很长,主旨是学医有初中毕业的基础已经足够,有本事的医生要下农村,城里只要留些没什么本事的医生就可以了。阿福说他就是因为这,作为赤脚医生中的佼佼者被选派去“占领上层建筑”,在江宁县人民医院当过一年医生。
   我们无话不谈。对于阿福“占领上层建筑”当医生的经历我很感兴趣,赤脚医生在医院里和本院在职医生同样享有处方权,这可是了不起的事。我问他:“你心里没底,给病人看病不怕吗?”他回答:“说不怕那是假话,自己给自己壮胆呗。实在没把握,当场翻翻书就可以了,反正我不在乎病人怎么看我。”
   有件事,阿福终生难忘。
   一天上午临近下班时分,阿福处理完病人去上卫生间,里面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拉了他一把,低声说:“刚才你看的那小孩你再去看看,莫让他走!”阿福大为紧张,忙满脸堆笑问:“老人家,请问他可能是什么病?”老人回答:“格林--巴利氏综合症。”阿福哪里知道这外文病名是个什么病,看老人说的那么肯定,一定不会错,连忙返回诊室,拦住了已经取了药怀抱孩子正准备回家的那对夫妻,虚与委蛇重新解释了一下病情,要回了门诊病历,添加了相关内容,把孩子收进了急症观察室。
   阿福告诉我,他连中饭都没顾上吃,回宿舍猛翻书查“格林--巴利”。这个病的中文病名是“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根炎,他说如果不是被老人提醒了一下,他的麻烦会很大。下午四点他去了一趟观察室,孩子一直在输氧,已经处于危重状态,正准备作气管切开。
   他说他没去打听这清洁工的底细,还用得着打听吗,肯定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污点的黑帮分子。
   交阿福这个朋友真不错,能学到很多东西。从此,我记住了格林--巴利氏综合症这个病。
      他当了全年级的总课代表,有了这层身份,他和各教研组授课老师混的很熟,和各班班干部的接触也多了起来。他成了老师和同学之间的纽带,同学们对教学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往往通过他反馈上去。临床课开课后,他更忙了,上大课需要邀请临床医院的专家学者亲临医学院的讲坛,还要理论结合实践上见习课。见习课需要在附属医院上,各方面都得安排妥当才行。
   两所医学院合并为一所,等于是让省中医院和省工人医院换了婆家。经历了几年动乱,医学院和附属医院从造反派当家到后来新建领导机构,物是人非变化很大,关系不比从前,有点疙里疙瘩不顺畅。特别是工人医院,成立党委后,行政级别提高了,只比医学院差半级,有点不买帐了。
   医疗系党总支是搞党务的,七二年级办公室是抓行政和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都是抓大事的机构。学生会在运动中被批为“旧党委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御用工具”,还没有恢复。按理说我们的教学和见习、实习应该归教务处管,可这个处的处长是政工干部出身,许多地方管不到位。因此,与我们学习有关的许多琐碎事的安排落实,落到了阿福肩上。
   阿福是全年级最忙的人,别人安静地上晚自习时,他有许多事要跑,跑各班教室跑附属医院,跑系和年级领导的办公室,登医院医学院教授家的门。别人都忙自己的事,阿福忙的是大家的事。
   记不清被阿福拉过几次差,反正在他需要我作伴的时候会叫上我。步行去二附院的生活区,要走很长一截路,我陪他去过陈钟英和唐季和两位教授的家。他好象对他们很熟悉,不需要询问什么人,驾轻就熟很容易就叩开了他们的房门。进屋不落座,站着寒暄称呼某主任或某教授,某日某时上某课,敬请光临。谦恭有礼,落落大方,对方含笑应承后,告辞退出。
   他发过感慨,说有的教授不是很好说话,需要多费些唇舌。还说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不象从前,越来越不好接近了。
   我陪他出席过一次病历讨论会,自“文革”开始迄今七八年时间里,一切学术活动停止了,那是二附院第一次举行这样的活动。他消息灵通,及时通知了我,礼堂里挤的满满的到处是人,讨论的是一例内科疑难病例。妇产、检验、影象等所有相关科室代表先后发言,争论一度十分激烈,最后病理解剖证实是女性绒毛膜上皮癌广泛转移。妇产科的课程还没上,我已经掌握了有关本病、葡萄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的鉴别诊断知识。
   一次从二附院出来,我陪他回了他的家,邻近鼓楼广场东南角一栋破旧的简易小楼。阿福的父亲瘦弱的很,母亲矮小精干,待我很客气。阿福的姐姐是位身材匀称的中年妇女,比阿福矮不多少,我见到她时,她正伺候着她的父亲吃药。阿福偷偷告诉我,他的父亲患了癌症,不能手术了,吃的是他找来的偏方中药冲剂。
   阿福实在是太瘦了,体弱但不多病。他把他正在用的“苯丙酸诺龙”拿给我看,一种新型蛋白合成剂,每周注射两次。
   他知道的事特多,年级里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他会主动说给我听。他说系党总支书记是个正直的人,分析过年级办公室两位老师性格和他们各自的爱好,我的嘴巴很严,他和我说过的话我从来不在别人那里漏半句,也从未向他提起我和班长吵过一架的事。从阿福那里,我得知我的那位南京大学朋友和年级办公室的某位老师关系不错,而我的班长和另一位老师走的很勤。
   他带给我的书,每次只限一本,看完归还再换新的。我和他聊过《海狼》,聊过《上尉的女儿》,他对我的理解力和洞察力赞赏有加。
   他送我一张他的全身照,是120相机拍的黑白照片,背景是一栋别墅,那是他上海未婚妻的家。他说早年他母亲在那里当过佣人,帮佣时把他也带了去,等于是他和未婚妻青梅竹马从小一块儿长大。她的家庭知道了阿福上大学的事,暑假邀他前往作客,确定了他们俩的关系。他还给我看他的一本厚书,老版的《实用心脏病学》,书的作者董承琅是他未婚妻的舅舅、曾经留学美国的著名心脏病专家。
   晚秋,一天下午课外活动时,阿福出现在九班教室门口,说有人要见我。
   操场上站着一位年轻女孩,个头不高,合身的孔雀绿短袄和浅蓝色长裤,把人衬托的亭亭玉立光彩照人。一口带有普通话口音的吴侬软语,听起来柔柔的十分舒服。她向我问好,阿福说她叫阿莹,刚从上海过来。
   我和阿福陪着她沿着教学楼旁的小径缓缓前行,不时停下,向她介绍周围环境和学院概况,参观校园的同时扯些共同感兴趣的事。我问阿莹在哪里上学,阿福代她回答我,说她不上学,已经就业在一家工厂。走着聊着,这家伙竟然想起来开我的玩笑,说我和阿莹同岁,两人在一起正好般配。我瞪了他一眼,阿莹笑了笑,没吭声。
   我把他俩送进了十班男生宿舍,告辞退出。宿舍楼内顿时开了锅,楼道里全是人,挤在门口看阿福的女朋友。
   临床实习开始前,阿莹来过一次,阿福又让我见了。阿莹走后,他显得很开心,说自从尼克松来了后,中美建了交,情况好了许多,阿莹家和在美国的亲友联系上了。有关方面知道她家的亲友在美国都是些有影响有份量的人物,出于“统战”的考虑,关照了许多,常通知阿莹的父母出席学习会茶话会一类的会议。
   我打心眼里替阿福高兴。阿莹家的境遇开始变好是个好消息,这在一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说明国家的政策开始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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